如今，登莱镇的巡抚和总兵官，早已无权再插手东江镇的事务了。
但是登莱镇却依旧是东江镇、旅顺镇守府和瀛洲镇守府的大后方。
凡是前往上述三地去的人马物资，不管是朝廷拨付的钱粮，还是来自山东和淮北的移民人口，都要经过登莱镇的水师，或者是登莱巡抚签发出海的民船转运。
八月末朝廷颁布的《招垦令》，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早就顺着东西南北的驿道，传遍了大明朝内地的两京十三省。
从九月开始，山东布政使司治理下的各个州府，受到了旱灾影响颗粒无收的佃农与灾民们，就开始响应朝廷的号召，往北方逃荒和移民了。
崇祯皇帝密旨安排给山东布政使司的移民任务，即不拘男女老幼总计五万口的移民数量，到十一月末的时候，已经超额完成了。
在山东巡抚余大成和登莱巡抚孙国祯的共同努力之下，除了一万多口扶老携幼的灾民，经过北直隶从喜峰口出关北上热河屯垦之外，剩下的三万多口，都是经过登州港渡海北上。
其中一小半，一万余人，被旅顺镇守府接收安置，另外一大半，两万多人，则被东江镇五路总兵府特别是新设的图们镇守府接收安置。
与内地的这些督抚和州县官们忧虑灾民作乱的想法不同，不管是李信也好，还是安东侯毛文龙、平壤伯刘兴祚也好，包括图们镇守使尚可喜等人，都把山东登莱移民过来的内地汉人，当做一笔财富。
也不管这些人到了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北方之后，能够不能安全顺利地度过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就只是敞开了怀抱，来者不拒地接收了来自内地的移民。
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唯有有了这些移民而来的人口，他们才能建起来一个个为驻军就地生产粮食的军屯、民屯，也才能招来大批砍伐树木、整修城池的民夫，同样也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可以补充战损的兵员。
他们这些得封世爵世土的将领们，也才能招来耕种土地的佃户。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河中、归化、集宁、热河等等奉命接收移民的地方。
这些在内地州府治下总是被视作负担与隐患的流民，如今在河套、塞北、关外那些新近设官治理的地方，却是实打实的一笔财富。
到了十一月末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京师紫禁城中，陆陆续续收到了来自河中巡抚孙传庭、宣大总督杨鹤以及热河巡抚马士英的奏报。
朝廷的招垦令发布三个月以后，塞外边地的人口正在不断地增加。
河中巡抚孙传庭，在河中的东胜（后世鄂尔多斯市）、九原（后世包头市）、朔方（后世巴彦淖尔市）等地，累计接收和安置了来自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南的逃荒汉民，五万四千七百八十一户，男女老幼共计二十一万八千七百六十六口。
其中，比重最大的一批汉民，就是失去了家园的甘肃河西之地的汉人百姓。
这些人因为之前梅之焕的提议，也因为李邦华、袁崇焕的决策，彻底放开了官军手中控制的西北长城一线各个关口，使得他们逃出了河西，也逃出了生天。
如今这些人，顺其自然地在朔方镇守府和九原镇守府控制下的地方重新获得了土地，重新编户齐民，归入了河中巡抚的治下，并在旱涝保收最肥沃的后套平原上，开垦了大量的农田。
与此同时，宣大总督杨鹤则在宣大地区的抗击建虏之战结束以后，就开始奉命收拾被建虏蹂躏破坏成了几乎是一片白地的宣大地区。
宣大关内的地区，也就是大同府和宣府原来的辖地还好一点，虽然百姓死伤惨重，户口十不存一，但是村庄、城镇里至少还有房屋，还有成片成片阡陌纵横的农田。
根据皇帝的指点，宣大总督府通过出售与拍卖的方式，优先分配那些上好的农田，获得了一笔无偿安置其他流民出关屯垦的银子。
而那些身无分文的饥民流民，则按照与宣大总督府之前的约定，或者通过提供定期的劳役，来换取宣大的土地；或者签订契约，接受以较高的地租无偿得到宣大的土地。
宣大总督府以这样的方式，在宣大地区运行了将近一年，使得朝廷在重建宣大之地的问题上，减轻了极大的负担。
大量来自南方的商人，在宣大购买土地，然后然后自发地从江淮地区招来流民，在这里办起了商屯，以便就近生产边军都督府需要的粮食，来换取如今由边军都督府、户部以及内务府三家共同控制的盐引。
随着晋商集团的根除，之前控制着宣大边地贸易的商人势力基本上被清了个干干净净。
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朝廷的开中法，会因此而废止，或者会不废而废。
因为在大明朝的治下，总是会有一些商人，愿意为了获取食盐买卖的利润而往边地运粮的。
不过也有不少精明的江浙商人，为了避免长途跋涉运送粮食的损耗，干脆就在边地左近大量购置土地，招募流民耕种，直接以出产的粮食换取盐引。
这种形式的募民屯垦活动，就叫作商屯。
而如今在宣大边地的许多地方，都建起了许多这样的商屯。
杨鹤就任宣大总督之后，在宣大地区推行的鼓励商屯的政令，虽然在宣大地区造成了一些新的土地兼并情形，一些来自江浙的豪商，动辄购地三五千亩之多，以至于朝堂之上众议纷纭，但是崇祯皇帝却并没有下令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