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这边刚刚紧锣密鼓事无巨细地将仿造直线式线膛枪的事情布置下去，紧接着就又不得不马上面对令他头疼万分的其他政务了。
崇祯三年的八月中旬，大明朝的京师内外，依旧干燥炎热，自春至夏连着小半年，就没下过一场雨。
从陕北到山西，再到宣大、河北、山东与京畿周边，几乎整个大明朝的北方，又一次遭遇了严重的干旱之中。
河北、山东、河南许多地方，接茬冬小麦种植的苞谷，刚刚长成一尺多高的青苗，就成片成片地干枯在了田里。
来自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州府关于旱灾、蝗灾的奏折，自从进入八月就一封接着一封地被送进了京师，然后被通政司送进了内阁。
到了最后，当然是一封接着一封地，全被送到乾清宫中的案头，将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崇祯皇帝。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继位三年以来，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大明京师的朝局，改变了从直隶到蓟北地区的边防形势，但是对于大明北方各地的天气，他却是无能为力。
而且他也很清楚自己对于这一点确实是无能为力。
所以，当翰林院不断有官员上书，说外间百姓皆望雨，请求皇帝亲至天坛祭天求雨的时候，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只能将此类奏请留中，因为他根本不敢去。
当然，他不是因为害怕什么而不敢去，毕竟天坛也不远，也没有什么危险性。
他之所以不敢去，是因为他知道谁去了也没有用，去了也是自己打自己的脸，白白损了朝廷的威望。
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听信各种劝谏，下了多少次罪己诏，向天认错，也向天下万民认错，可是改变什么了？
什么也改变不了，罪己诏既感动不了上天，也感动不了天下万民，唯一的结果是让自己一次次威严扫地。
然而不去祈雨可以，但是面对波及整个北方的干旱，他却不能不让内阁尽快采取措施。
为此，崇祯皇帝一方面让内阁行文各地，并派农事院的大小官吏们，到宣大、北直、河南、山东等地指点补种番薯与土豆等物，尽量挽回一点损失。
另一方面，则发了旨意给南京户部上书苏茂相和漕运总督袁可立，让他们从江南两广各地加倍采购夏秋两季的稻米，作为秋冬之时北方漕粮的储备。
与此同时，为了表示对北方干旱的关切，崇祯皇帝再一次下旨，减免山陕、宣大、河南、山东的夏秋两税，并昭告这几个干旱严重的省份允许百姓逃荒，并劝说辖地受灾严重的佃农、赤贫的百姓，往云贵、河中、漠南、蓟北等地逃荒移民。
有了鄂尔多斯诸部四万多人在官军的护送下千里迢迢地迁往乌斯藏地区安置的例子，崇祯皇帝心里对官方组织大规模的移民，没有以前那么担心了。
所以，在八月中下旬的十多天内，崇祯皇帝连着数日，带领着内阁首辅李国镨、户部尚书毕自肃等人，来到平常军机处议事的武英殿中，对着大明朝的地形沙盘，与众人商议和规划着北方数省旱灾移民的方向与路线。
崇祯皇帝知道，这样的事情急不得，大明朝内地的汉人百姓，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宁肯在故乡忍饥挨饿，守着祖传的一亩三分地，也不愿意移民到外地谋生。
明初的时候，因为多年战乱的原因，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荒芜，朝廷让人口相对较多的山西向周边几个行省移民。
按理说，山西人多地少，移民到了新的地方，按丁分田，给种子农具，这是一件好事，总比给租种地主的土地，给人当佃户打短工要好吧。
但就是这么奇怪，老百姓不相信这样的好事，以为朝廷这是要将他们发配到边疆去戍边屯垦。
在许多百姓的心目中，移民到外地去，特别是移民到边地去，就等于是充军流放了。
因此，不管朝廷和官府如何卖力地广而告之，就是没人愿意去。
到了最后没办法，地方官府为了完成移民任务，只能采取欺骗和沿途押送的方法。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槐树移民，就是这么来的。
对于这个问题，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同样没有太好的办法来解决，但却必须要解决。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明末这个气候环境，你就是消灭了西北的流贼天下也不会太平，因为中原、山东、江淮地区早晚还会冒出大量的流贼。
如今这些地区已有的相对于耕地产能而言显得过剩的人口，必须转移到朝廷新开辟的边疆版图上去。
这些过剩的人口不移民，大明朝长江以北，秦晋冀鲁豫江淮地区终究安定不下来，而朝廷边军新开辟的边疆领土，也终究难以真正纳入华夏的版图之中。
当然，明末的老百姓们可不会有这么高的觉悟，他们才不管你什么华夏版图不版图的。
有些人宁肯饿死在家里，也不愿意冒风险移民到未知的地方去。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并不想采取过于残酷的手段，来减少这些地区的人口，比如之前在某种程度上放任洪承畴、孙传庭对流贼乱民的屠杀，比如之前在某种程度上坐视建虏突破宣大之后的大肆屠戮，包括在某种程度上放任甚至纵容袁崇焕在西北三边木速蛮聚居区的一些作为。
这些手段，其实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听之任之的下下策。
但凡还有一点别的办法，都不能出此下策或者放任行此下策。
虽然他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