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大在大沽口船厂停留了三天，与沈廷扬、黄斌卿等人商量了十艘大福级战船的建造日程等具体事宜，然后就带着从人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天津。
因为，作为五军都督府之一的海军都督府，根据崇祯皇帝的钦命，正式确定设在了天津府。
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心目中，作为大明海军的总管衙门，海军都督府必须设在拥有海港的地方。
设在京师，固然方便皇帝、军机处和兵部的管控，但是远离海岸，却也会给海军都督府的文官武将们，指挥调度和整合眼下的各路水师，带来不小的麻烦。
最重要的是，海军都督府设立在沿海的地方，更有利于这些统领指挥海军各路水师船队的文官武将们，形成面向海洋的战略思维。
张可大视察了大沽口船厂之后，匆忙赶赴天津，与已经等在那里的右都督宁远伯李尊祖等人，一起筹建海军都督府衙门。
至于海军都督府的左护军，则由移驻天津的直隶总督梁廷栋所兼任。
其右护军，则拟由东江镇监军御史瀛洲镇守府镇守使毛维张担任。
只是毛维张本人尚在瀛洲镇守府忙碌着调度支应麾下水师进军对马岛的大事，还没有接到崇祯皇帝调任其为海军都督府右护军的旨意。
另外，接替张可大登莱总兵官职务的人选，是与登莱镇一直颇多联络的东江镇左路总兵大将曲承恩。
曲承恩不仅熟悉朝鲜、辽东事务，而且对于登莱辽海之上的水师作战，也很熟悉。
这样的人选，兵部一推荐上来，崇祯皇帝立刻就同意了。
至于曲承恩所担任的东江镇左路总兵府总兵的位置，同样按照兵部的建议，由东江镇的另外一员老将沈世奎接任。
而毛维张身上的两个职务，东江镇监军御史和瀛洲镇守府镇守使，则分别由内阁中书舍人吕大器和东江镇副都统制使陈继盛接任。
吕大器不用说了，与史可法、张溥、夏允彝、牛聚明、李信等人一同考中进士，然后入选内阁中书科担任中书舍人。
如今史可法、张溥、夏允彝、牛聚明、李信同科进士，一个个飞黄腾达，被皇帝委以重任，而他还在老地方的老位置上兢兢业业跟着皇帝“学习”，也的确是到了该外任的时候了。
对于监军御史这个角色，崇祯皇帝最看重的是忠诚，对自己或者说对朝廷的忠诚，至于有没有军事能力，倒在其次。
尤其是在东江镇这个地方，需要的就是一个对辽东、朝鲜之于大明朝的关系这个大局有所了解有所领会的人。
而一直在内阁中枢任职的中书舍人吕大器，于实际政务可能缺乏经验，但是对于朝廷的大局，却是高于常人，特别是天天守在内阁大臣与皇帝身边，对于皇帝的各项想法，都很了解，让他去东江镇接替毛维张的监军御史，也是合适的。
毛维张在东江镇这么几年，不能说没有功劳，至少在拿下瀛洲岛这个问题上，是有大功的。
而且这两年多来，先后从东江、登莱、浙江等方向，移民上岛安置各种灾民难民乱民超过十万口，将瀛洲镇守府的辖地，一变而为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年输出战马超过两千匹的富饶之地。
这一点绝对算得上是大功一件了。
不过，对于其担任的东江镇监军御史这个职责来说，那就没啥可说的了。
虽然一般人都与毛文龙处不到一起去，但是毛维张这个监军御史干脆避居瀛洲岛上，却是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虽然这么做成就了瀛洲岛，但却也使他并没有真正打入到东江镇的核心决策层中去。
除了当初跟着他前往开辟瀛洲镇守府的陈继盛、孔有德，算是被打上了他的烙印，脱离了毛文龙的掌控之外，其他东江镇的将领，远居瀛洲岛上的毛维张鞭长莫及，毫无影响力。
当然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崇祯皇帝也不会因为这一点不足，就亏待了有功之臣。
如今让他以当初一个七品御史，短短三年之内，升任海军都督府右护军这样一个需要由巡抚转任的高位，也算是一个补偿了。
至于陈继盛，那也不用多说了，就其历史上的表现来说，瀛洲镇守府镇守使这个位置交给他，崇祯皇帝绝对是放心的。
且张可大这个左都督布置了海军战船的建造事宜，匆忙赶回天津，开始着手筹建海军都督府衙门的同时，新的五军都督府其他四府左右都督、左右护军等武将文官的人选，也都确定了下来。
近卫军都督府，其左都督由近卫军第一镇都统制使武定伯马世龙出任，其右都督由京师三千营提督勋臣惠安伯张庆臻出任，其左护军由山西巡抚张晓出任，其右护军由原京营监军御史文震孟出任。
武定伯马世龙离任之后，近卫军第一镇都统制使的职位，由近卫军第一镇左副都统制使尤世禄升任。
张晓离任太原之后的山西巡抚一职，则由之前剿贼有功的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就地升任。
与此同时，张宗衡的山西按察使一职，则由剿贼有功的浙江按察使司兵备副使凌濛初由浙江升任。
等级制度之下的官员升迁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升迁，往往意味着一连串的人事变动。
与近卫军都督府内的左右都督、左右护军不同，边卫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左右护军，着实让崇祯皇帝权衡了好久。
近卫军毕竟是新军，在其中任过高位的人不多，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