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崇祯皇帝一再叮嘱当日与会的众人，在兵制革新的方案形成之前，不要把这个事情公开乱说，搞得满城风雨，但是朝廷可能要改革兵制的消息，还是在京师的一些小圈子里传了开来。
不过拿到了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的报告之后，崇祯皇帝也只是叹口气摇头苦笑而已。
内阁或者军机处议而未决的事情泄露出去，搁在如今内阁中书舍人或者军机舍人的身上，当然是一个重罪。
但是这种事情，出在内阁阁臣和军机大臣的身上，他却有点儿无可奈何。
皇帝既然让他们回去认真思考，那就有透露出去的可能。
毕竟内阁和军机处的大臣，混到这个位置上之后，他们的身后自然而然地就会聚集起一帮人来。
像内阁首辅李国鐠以及阁臣孙承宗、徐光启这样的文臣来说，还好一点，如今代表着文官群体之中的不同阶层。
如果非要贴个标签，有个定位，那么在阉党和东林的核心全部清除出朝堂的今天，李国鐠则代表者之前非东林的一个阶层。
而孙承宗这个前东林党人的同路人，在阉党大佬或者已死，或者被以各种理由被免官、被外任的今天，代表的则是朝中东林外围自诩清流的一个阶层。
当然，在崇祯皇帝想着法儿地，将朝中东林后起之秀们或罢免，或贬官，或者外任的时候，孙承宗被皇帝安排坐镇塞外，整饬蓟北边备，完全不在朝堂之上，根本说不上什么话。
等到他交卸了塞外的军务，回到京师的时候，又已经得封宁城伯的世爵，俨然已经成为了大明勋贵阶层中的一员。
这种身份的变化，尤其是身份界限上的模糊，别说是朝中其他文官了，就是孙承宗自己，一时都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
徐光启自然不用说了，他代表的是明朝晚期以来较早争眼看世界的那一个士大夫群体。
这几个人虽然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文官群体，在许多问题有着细微的分歧，但是在面对勋贵世家的时候，态度基本一致。
在大明卫所制度败坏无用的问题上，这几个人的认识也是一致的。
因此，对于崇祯皇帝改革兵制的想法，不管是李国鐠还是孙承宗，又或者徐光启，虽然从大局上将劝皇帝慎重、持重、慢慢来，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并不反对。
对他们来说，改革兵制的问题，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怎么改的问题。
不过，与他们这几个人态度不同的则是张惟贤了。
作为大明世袭勋贵阶层中唯一一个在朝中说话较有分量的军机大臣，张惟贤的背后，可是南北两京的整个勋贵阶层。
南北两京的五军都督府也好，大明各地的都司卫所也好，虽然到了明末的时候，早就不如明初的时候那么举足轻重有地位了，但却仍旧是他们的权力根本之所在。
对于这些已经世袭二三百年的勋贵世家来说，九边重镇的总兵官，没有他们的份，大明各地的镇守总兵官们也没有他们的份，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即位之后编练的近卫军中同样没有他们的份。
而他们的地位之所以依旧尊贵无比，不过是因为他们担任着南北五军都督府的世袭职务，统管着全天下的都司卫所以及全天下都司卫所名义上的数百万卫所军丁。
一旦没有了五军都督府，没有五军都督府下面的那么多都司卫所和军户军屯，他们皇帝心中分量，他们在大明朝的地位，就将失去保障。
既然前途命运攸关，那就由不得他们不去重视了。
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公张惟贤一贯唯唯诺诺，而这次一反常态立劝皇帝不要动摇国本的原因。
不过，有了崇祯皇帝后来的一番话后，张惟贤已知皇帝心意已定。
同时，有了崇祯皇帝的那一番保证，张惟贤的心中虽然依旧七上八下，但却终究放心了一点。
这几人不管立场与态度如何，从紫禁城里出来之后，都不免要与自己左右亲近之士商议应对之法。
尤其英国公张惟贤，回到府中之后，想来想去，还是把五军都督府中的一干世袭侯伯出身的左右都督们叫来，说出皇帝的意思，一起商量个对策。
这样一来，消息当然会慢慢传开，朝野间的各种议论，自然也无法杜绝。
几天之后，就在朝野之间的各种议论声中，在英国公府以及五军都督府里担着世袭职务的那些勋贵们心怀忐忑的同时，兵部职方司郎中牛聚明、兵科给事中李孟辰，率先上书皇帝，请改兵制军制，统一军政军令。
通政使司将奏折抄送军机处，军机处原样抄送军机大臣阅览的同时，原封不动地呈递乾清宫御书房。
而崇祯皇帝既没有留中不发，也没有一个字的批示，只是让司礼监将军机处呈上来的两份请改兵制折，全部转送内阁诸臣及五军都督府都督以上大员阅览。
牛聚明、李孟辰上书请改兵制，算是将朝野之间私下议论的这件大事给挑明了。
随后，兵部、户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等等一些与军务沾边不沾边的衙门官员，也都看准了苗头，纷纷上书请改兵制。
大明朝的官员们，遇到财政、漕运、河道等问题的时候，不见得人人都敢说话，因为这些事情涉及事务，孔子孟子的圣贤书里没怎么说过，但是遇到了兵制军制之类的问题，人人都敢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当然，这其中自是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