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一道圣旨撤销了热河镇守府的建制，不是他对曹文诏有意见，也不是他对镇守府这样的建制不满意。
而是热河镇守府的设置本身，就是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的设置。
在他最初推出这个新的建制的时候，就是出于一个临时性的目的，一旦汉人移民的人口，及其开荒屯田的面积，增加到了一定数量，他就要撤销这个建制，然后将其所辖的土地真正收归华夏的版图，收归朝廷的手中。
崇祯皇帝当然不会怀疑曹文诏及其所部武烈营的忠诚，但是朝廷制度的设计，却不能建立在对某一个人人品的信任之上。
毕竟镇守府军政合一、军民合一的设置，及其镇守使军权与财权合一的制度，长处与短处一样突出。
其长处是，镇守府军政军民合一赋予了镇守使完全不受制约的权力。
这个专断的权力，在远离京师，远离朝堂的边疆地区非常有必要。
但是这个长处，也正是它的短处。
那就是镇守使的权力不受制约，容易发展成为唐朝中后期节度使那样的藩镇军阀。
不是崇祯皇帝对曹文诏的人品不信任，而是蓟镇边外热河堡镇守的这个地方，对于大明京师来说，实在是太过于重要了。
一旦拥有专断权力的镇守使不得人，那么这个地方立刻就会成为一个能够直接威胁京师的重大隐患。
而将人口、城堡、军屯、民屯等条件相对成熟的镇守府，改为与内地一样的民政、司法和军事三权分立，然后上面又有一个得力巡抚坐镇的行省，那么这个隐患也就不存在了。
崇祯三年正旦大朝会过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崇祯皇帝一边享受着难得的后宫享乐时光，一边默默地在心中盘算着镇守府的设立与改制问题。
该设立的还要继续设立。
而条件相对成熟、该改制的，自然也不能耽搁。
其中，首当其冲的需要改制的镇守府，就是热河镇守府了。
恰好，曹文诏奉命带热河镇守府的主力骑兵西进多伦、归化，随后又跟着李邦华继续西去，前往收复河套。
于是崇祯皇帝就做出了将热河镇守府改制，设立三司并设立热河巡抚的决定。
当然，在封了曹文诏为安远伯的爵位之后，崇祯皇帝虽然免去了其热河镇守使的位置，同时撤销了热河镇守府，但并却没有将曹文诏及其武烈营这把利剑收归鞘中。
也完全没有一丁点儿从此将镇守府这个设置收回的打算，相反，在撤销热河镇守府的同时，崇祯皇帝在对有功武将的安排上，一口气又设立了四个镇守府。
第一个镇守府，就是专门为曹文诏及其武烈营量身定做的朔方镇守府。
所辖之地，正是后世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的乌拉特前后旗地区，也就是狼山脚下著名的后套平原。
这个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既有狼山南麓广阔的天然牧场，又有黄河两岸特别宜耕的大片农田。
汉唐时期，此地正是华夏版图之中的朔方郡，此时被崇祯皇帝归在了朔方镇守府的管辖之内。
而第一任朔方镇守使，自然由安远伯曹文诏这个有着热河镇守使履历和丰富经验的人物来担任了。
这次设立的第二个镇守府，则是九原镇守府。
包克图后世称为包头，这都是蒙语的音译，蒙语意思是有鹿的地方。
但是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之上，后世称为包头的这个地方，叫作九原。
这一次，河套被收归华夏，自然不能再用包克图这么一个蒙古人赋予的名字。
而在筹划布置这个事情的时候，崇祯皇帝只是站在武英殿的巨型沙盘面前，定下了四个新设镇守府的位置之后，军机处以及兵部职方司的军机参议和郎中、主事们，很快就帮着取好了名字，根本不需要崇祯皇帝亲自为之命名。
而受命担任九原镇守府镇守使职务的人选，则是皇帝身边的天策卫副指挥使，新晋的一等子爵刘肇基。
被崇祯皇帝选在身边精心培养的那些个少壮派将领，当然不能一直留在紫禁城里，因为选拔他们到自己身边的用意，就是将来有一点，把他们放到比较重要的位置上去。
刘肇基带着天策卫的部分将士，往返西南、作战有功，在朱燮元写给给崇祯皇帝和朝廷的奏报之中，对天策卫副指挥使刘肇基及其副手莫与京的表现赞不绝口。
这也就为崇祯皇帝提拔和重用这两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这一次，有了九原镇守府镇守使的职位，崇祯皇帝将自己身边的这些少壮派武官数了个遍，最后还是发现刘肇基最为合适。
刘肇基是山海镇骑兵将领出身，擅长骑兵作战的他自然适合西北河外的作战环境。
与此同时，讲武堂的经历，御前侍从武官的经历，以及崇祯二年率领天策卫千余火枪手带着火枪火炮前往西南作战的经历，也让他对皇帝的火器战术以及朝廷的新式火器装备，既非常重视，又非常熟悉。
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促成了崇祯皇帝的这个安排。
而刘肇基交卸了天策卫副指挥使的职务之后，接替他的自然是他的副手莫与京。
这次崇祯皇帝根据兵部职方司提请设立的第三个镇守府，则是武川镇守府。
而担任武川镇守府镇守使一职的人选，则是祖大寿麾下擅长骑兵奔袭作战的悍将刘天禄。
祖大寿麾下的大同边军骑兵，之所以私底下被人称为祖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