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崇祯皇帝猜想的那样，洮岷兵变的发生，是多种因素机缘巧合地凑到了一起而导致的。
当初崇祯皇帝决定将临洮镇内迁至汉中的时候，想法很简单。
一个是通过移防这种方式，将临洮镇的人数查实，跟随移防的，按照前往汉中的实有人数定额给饷。
没有按期移防汉中的，则以空饷的名义撤编，也不追究什么责任，只是今后不再给饷。
临洮镇的总兵官是陕西人董志义，自然希望回到陕西去，而且汉中自古富庶，且又远离边地，移防汉中对董志义这样的陕西将校士卒来说，是一件出乎意料的好事情。
然而对于出身于临洮镇边地河州（后世临夏）、洮州（后世临潭）、临洮、岷州（后世岷县）等地的卫所和边军将校们来说，却是极不情愿的。
与此同时，临洮镇毕竟是个边镇，一直担负着防备“海寇”（鞑靼土默特部的分支）进犯的重任。
虽然到了明末的时候，驻牧在青海大草滩上的“海寇”四分五裂，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进犯大明，但是毕竟没有归顺朝廷，因此临洮镇也不能全数移防到汉中去。
就这样，在袁崇焕等人主持之下，临洮镇的主力九千余人，跟着总兵官董志义和监军御史韩一良，老老实实地奉旨移驻到了陕西汉中一带。
而归属临洮总兵节制的洮岷副总兵赵大胤，则在奔走争取之下，成功留守洮岷本地。
赵大胤虽然姓赵，而且与宋太祖赵匡胤只差一个字，但他却是一个典型的回回木速蛮。
这个赵大胤出身于洮州的一个世代经营汉藏盐茶马贸易的洮商世家，家资豪富，以武举募兵从军征海寇，花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累功升为洮岷副总兵。
如果不是袁崇焕来到了三边总督的任上，这个人或许能够安安稳稳地当他的副总兵，继续经营他的家族商业势力。
从好的一方面来看，袁崇焕是个勇于任事、意志坚定而且杀伐果断的人。
这个特点与洪承畴差不多。
但从不好的一方面来看，袁崇焕又是一个擅权专横、胆大妄为，不仅特别爱折腾而且特别能折腾的人。
从这个方面来说，他又与曾经的一位三边总督，也就是那个倡议收复河套的曾铣颇为相似。
当然，从历史上的结局来说，袁崇焕还是与曾铣更加相似。
曾铣被斩首弃市，而袁崇焕被凌迟处死。
但是这两个人在大明朝循规蹈矩、庸碌无为的文臣阶层之中，却算得上是一个特立独行敢为人先的异类。
这样的人，类似于双刃剑，用得好了就是一把锐利的宝剑，用不好了，就容易伤了自己。
总之，这样的人不管到了哪里，都注定不甘寂寞，注定要轰轰烈烈。
袁崇焕来到三边总督的任上之后不久，陕北就乱了，他本来想着自己身为三边总督，皇帝一定会让他统领三边军队去剿贼。
可是没成想，没过多久，陕北流贼就被孙传庭、洪承畴这两个狠角色给撵得在陕西活不下去，跑到了山西。
而崇祯皇帝也没有用他率军剿贼，而是派了一位阁老兼军机大臣亲自坐镇山西。
断了统率大军剿贼的这个念想之后，袁崇焕就把目光集中在了履行三边总督府的分内职责上了。
一个是募民垦荒。
一个是开边互市。
然而袁崇焕到任之后，除了先后推动固原镇和临洮镇移防这个朝廷大事之外，他在三边总督辖地自己主抓的这两件事情，全都是得罪人的事情。
募民垦荒的事情，自然不用多说了。
宁夏镇地跨黄河两岸平原，地广人稀、河湖遍布，有大量的易垦宜耕土地，是实实在在的塞外江南。
陕北的百姓起初不明就里，所以不愿前来，三边总督府的招垦文告发到各地数月，也没有多少人自愿应征应募。
但是等到第一批流民被延绥参政陈奇瑜押解移送到花马池三边总督府以后，没过几个月，宁夏之地可以分得大量易垦宜耕土地的消息，很快就在陕北、关中等地传开了。
于是几个月后，根本不需要各地陕西、甘肃、宁夏、固原、延绥各地官府强行摊派，抓捕遣送，就有大量的各地汉人流民，拖家带口、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前往花马池登记开荒。
失去了土地和家园的汉人流民，对于土地的那种渴望，一旦有了官府开辟的渠道和明确的支持，立刻就像山洪暴发一样倾泻而下了。
然而短短半年之内，超过两万户汉人百姓的到来，却也使得原本还算平静的宁夏镇黄河两岸地区，变得不平静起来。
移民而来汉人百姓越来越多，开辟的屯垦区域也就不断扩大。
三边总督府分给移防花马池的固原镇各级将校士卒的官庄，也随着扩军练兵的进展而一再增多。
然而宁夏镇黄河两岸的土地虽然不少，但是基本的盘子也就那么大。
朝廷军屯民屯的不断增多，当然逐渐地就侵犯到了居住在此地的回回木速蛮的利益。
对于那些生活在自己的庄屯之中，天天围着经堂和礼拜寺转圈子的木速蛮们，很快就在各个经堂大小莫洛（后来又叫毛拉）煽动之下闹事了。
那就是，你来垦荒，我也垦荒，而且我还不准你垦荒。
袁崇焕本人是客家人出身，说到底是汉人出身，而且还是比较正统的汉人。
这样一个三边总督，自然要站在汉人移民这一边。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