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以来，紫禁城中波澜不惊地发生了许多事情。
然而，不管是因为广东的民乱而让广东巡抚王尊德免职致仕，还是将龙华民等一帮传教士弄到西北去传教，又或者设立皇明工学院，提高工匠技师地位，让匠户匠籍制度几乎不废而废，都对京师百姓的生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京师的天气依旧炎热，而街市上也依旧繁华。
不过，升斗小民们虽然不关心紫禁城内发生的朝廷大事，但是对于京师左近街市上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变化，却还是看在眼里的。
天启年间不断上涨的京师粮价，自打换上了当今皇帝即位之后，就很少再那么疯涨过，虽然也曾略有浮动，但是总的来说，一直都是在往下走的。
特别是大量的新型番邦农产品，在京畿之地推广开来之后，大街小巷的贩夫走卒们日子虽然依然过得紧紧巴巴，但是每天吃上一顿饱饭，却已经不再是一种奢望了。
精米白面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当然还是难得一年的奢侈品，只有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那么一回两回。
但是价格低廉的番薯、土豆和玉米这样的粗粮，却已经逐渐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成为了小老百姓秋收冬藏的主要食物。
至于怎么储藏怎么吃，这就不需要皇帝来操心了。
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是首屈一指，也完全不需要皇帝来操心。
而之前作为北方老百姓日常主食的高粱、小米什么的，倒是越来越少见了。
因为之前用来种植高粱、小米的大量山地、坡地、旱地什么的，如今都改种成了更加高产而且更加耐寒耐旱的土豆、番薯和玉米。
京畿之地的卫所改制，也已经顺利完成。
那些原来沦为了都督府及其下属卫所将官的佃户，甚至是农奴的京畿卫所军户们，也都重新拿回了或者重新分到了自己的土地。
所以，自从去年底以来，京畿之地的大量军户们，以及为京师勋贵们耕种土地的佃户贫农们，在拿到了土地之后，立刻就焕发出了巨大的耕作热情。
如今在收获了去岁秋收后种下的一季冬小麦之后，又根据直隶总督和各级官府的告示指导之下，马不停蹄地种上了玉米、土豆和番薯，终于吃饱了饭的京畿百姓，对于未来的生活也难得地充满了希望。
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吃饱了肚子以后，自然不会铤而走险，去造什么反了。
而崇祯皇帝之前交给直隶总督南居益的旨意，更是让直隶总督府辖地内的百姓们，对于种植粮食的热情持续高涨不退。
因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南居益接任直隶总督之后，就让他不动声色地，在直隶总督府的辖地之内暂停了“条鞭之法”。
所谓的“条鞭之法”，也就是张居正著名的“一条鞭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纳粮改为纳银，也就是将本色改为了折色。
在一条鞭法通行之前，百姓种粮纳粮，除了丁税交银子之外，剩下的赋役都是纳粮折粮，老百姓只要种出了粮食，不管粮价怎么样，总还是能交得出东西，还算是有条活路。
可是一条鞭法通行之后，朝廷将田赋和丁税合在一起，一律改为征收银子。
包括各种徭役，以前可以用粮食顶替，现在要想顶役，也需要交银子给官府，让官府雇人顶役。
这么一来，朝廷征收夏秋两税的时候，一律改收银子。
论方便，那的确是方便了很多，不光是方便了工商业的发展，不再把人捆绑在土地上了，同时简化了收税的过程和环节，也让朝廷的税银收入，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大增了许多，户部太仓的存银数量大涨。
可是，一条鞭法实行之后，那些老老实实种地特别是种粮食的老百姓们，可就倒了大霉了。
明末的时候，商业发展迅速，银子本来就日益短缺，加上夏秋两季农民纳税的时候，粮食集中上市，价格也高不起来，换不了多少现银。
但是官府的田赋丁税徭役又一律折银收取，老实种地的老百姓们必须卖掉粮食换银子才能如期缴纳税银，这样一来，农民们的生活也就变得更加困苦了。
更可恶的是，一条鞭法推行开来之后，百姓上交税银的火耗问题，随即“明目张胆”“理直气壮”地泛滥开来。
地方官吏开始打着征收火耗的名义不断加收多收，很多地方农民上交的火耗银，都要超过田赋丁税合计的税银本身了。
久而久之，原本作为粮食主产地的江南地区，种地的农民们也都开始改种桑、麻、棉、茶、药等经济作物，因为这个东西，比单纯种植粮食值钱。
因此，一条鞭法通行几十年之后，不仅大明朝的银荒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同时还又出现了愈演愈烈也更加危险的粮荒问题。
所以说到底，明末的粮荒问题，固然有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官绅阶层却又不纳税的问题，但是与一条鞭法通行之下，农民们种植粮食的愿望下降，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明末的银荒是相对的话，那么明末的粮荒就是绝对的了。
银荒的问题，还可以通过铸造含银八成甚至七成的崇祯银元，来逐渐缓解。
但是粮荒的问题，若是不能从税制这个根本上来解决，那么就会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光是依靠从南洋购买粮食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