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司贺国贤是贺时雨家丁出身，而游击王廉则是王国梁的亲侄子。
明朝的时候，军中就是这样，以募兵为主的九边各镇营兵，之所以到了最后，与卫所军队一样，都成了将领的私军，与明军中的这种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陈规陋习密不可分。
然而这种情况，在此时却是相当普遍，而且难以避免，即便是皇帝也不可能骤然进行改变。
而且，即使想要冒着兵变的风险骤然改变这个因袭二百多年的陈规陋习，事实上也根本做不到。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之所以要在通州建立皇明忠义讲武堂，在涿州专门设大营统一训练新军，目的就是想要一步一步地打破这个陈规陋习。
至少如今京师三大营和近卫军之中的军官阶层，就已经不存在这种严重的裙带亲属关系了。
但是这样的改变，只能循序渐进地推动，尤其是在九边各镇的边军之中，这种由累世将门形成的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亲属宗族关系，是当前九边各镇军队能够保持稳定和团结的根本纽带，还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更是不能轻易去触碰。
当然了，手段高明的文官，比如延绥巡抚孙传庭，能够通过识别和提拔将门之外的悍卒来培植自己的亲信，从而将麾下的军队牢牢地控制在手中，而手段不怎么高明的文官，比如王嘉徵这个监军御史，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依赖原有的将门世家。
王嘉徵朝官出身，奉命到山西镇来任监军御史，除了皇帝给的圣旨和朝廷调拨的军饷之外，自己一个文人，手里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个可以治军带兵的私人，所以只能接受山西镇的推荐，勉强拉起了一直一千二百多人的监军营。
除了好友山西兵备副使袁继咸到任后向他推荐的几个人以外，他的监军营中大半军官都是山西镇总兵、副总兵的私人。
也正因为这样，王嘉徵到任山西镇监军御史之后，除了能够监督一下军饷和军纪之外，其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也是直到这时候，这个东林出身的朝官，才算是对大明朝的现实有了一个直观切身的了解。
捧着书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容易得很，但是真到了脚踏实地的时候，一堆棘手问题等着你去解决的时候，你才会将心比心地发现朝廷的难处，意识到过去的虚妄，从而变得务实起来。
王嘉徵以及与他遭遇类似情形的监军御史们，如今正在发生着这样的转变。
王廉跟着贺国贤等人，拜见了统领北线兵马的孙传庭之后，当天下午即带着手下亲卫快马疾驰往回赶，一路上为了避开贼军哨骑，还不得不翻山越岭绕行里数十里山路，终于到了次日清晨，好歹是回到了宁化所，没有耽误了传令。
一番报告之下，王嘉徵当即下令起营，以宁化所驻军五百为先锋，自己领着已经在宁化所驻扎了多日的三千兵马，卸下大部粮草辎重，轻装上阵，沿着汾水东岸的唯一一条道路快速南下。
与此同时，贺时雨所部也在午时之前带着麾下人马，护着黄庭政所部从楼烦押解而来的大批粮草辎重，赶来与孙传庭合兵一处。
大队人马到达之后，孙传庭让黄庭政带着部分人马留守十字坡的这座大营，看管粮草、辎重和伤员，然后带着集合起来的马步军五千多人，向着北面的静乐县城进军。
一路上，再次勇当先锋的杜文焕，遭遇了数次流贼派出的哨探。
一开始流贼探马还敢冲过来交战，但是接连杀散数股之后，流贼的哨骑越消散不见，等大军到了距离城池外不远处，择地安营扎寨之时，城头上的贼军只是站在城头观望，并不出城来战。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王嘉徵所部前锋的身上。
王嘉徵的麾下多半都是步兵，所以进展比较缓慢，直到夜幕降临、灯火已上，王廉才又出现在了孙传庭设在静乐县城南面三里处的营帐之中。
“抚军大人，我家王大人让卑职过来禀报。我军步骑三千五百人，已在静乐以北五里一处坡顶，拦路扎下营盘，等候抚军大人军令！”
位于汾水东岸谷地之中的静乐县城，城池并不高大，共有南北东西四座城门，其中南北城门是主门，也是贯通汾水上游谷地的惟一一条官道，出了南门，越往南越开阔，而北门外，则是越往北越狭窄。
城池的西面是汾水，虽然水量很小，也不深，但毕竟也是一道障碍。
城池的东面，则是高大的云中山脉，其中有着一条山路通往忻州。
面对这样一个地形，孙传庭此时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如何攻城，而是如何避免流贼从东门流窜。
虽然从东门流窜并不容易，可是一旦流贼逃亡成功，翻山越岭跑进了忻州以东的平原沃野之上，那么北线的围剿就算是失败了。
若真如此，他的罪过可就大了。
得知静乐城北王嘉徵所部已经到了地方，孙传庭当即命令贺时雨亲率两千骑兵，到静乐东门外立营驻扎，多设拒马鹿寨，提前预防流贼东窜，然后让王廉回去，告诉王嘉徵务必守住北路，不能放一兵一卒北上。
至此，孙传庭率领的山西北线明军，算是把转进芦芽山途中的高迎祥和马守应所部围在了静乐小城之中。
高迎祥在延安城下、在绥德城下，已经先后经历过两次惨败了，而且正式杀官造反之前，也跟众马贼当过山大王，所以对再次上山并不排斥，因为他知道大明如今是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