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崇祯朝，东林党人中的大多数都是软骨头贱胚子，并没有冤枉他们。
到了三月初，当南都和京师朝堂之上的一些清流官员，还在信誓旦旦地，慷慨激昂地证明着钱谦益、惠世扬等人的清白，为了他们的被捕而不断上书疾呼救援的时候，钱谦益、惠世扬、赵之龙三人在锦衣卫南镇抚司狱中亲笔写下来的认罪书，就已经被骆养性派人送到京师的皇宫大内了。
至于这几个人在锦衣卫南镇抚司的大狱之中到底经历过什么，崇祯皇帝根本不在乎，他唯一在乎的，就是这几份由钱谦益、惠世扬等人亲笔书写的认罪书。
这几份认罪书，一经锦衣卫送到京师，就立刻被崇祯皇帝下令张贴到了通政使司的大门外。
随后更是被通政使司明发天下的朝廷邸报全数抄录，然后顺着从京师通往江南的驿道，一路传播开去。
钱谦益等人的认罪书，贴在通政使司的大门外之后第二天，就已经在京官的圈子里面传开了。
之前慷慨陈词、力证钱谦益惠世扬清白的那些东林党外围朝官，立刻就偃旗息鼓了。
钱谦益在认罪书中承认了与惠世扬的见面、通信等行为，也承认了与其学生任澍在信中散布了议论朝政、反对开海等言论，同时也诚恳地表达了自己在东林书院被魏忠贤派人拆毁之后，继续坚持每月定期出资，组织东林大会讲学授课、议论朝政等行为，当然也承认了《东林会约》这个东林党人组织章程的存在，等等。
但是钱谦益在认罪书中也说，自己这么做不是为私，而是为公，说政事付之于六部、公论取决于清议，乃是祖宗之法，由来已久，并不是东林子弟的创造等等，请求皇帝开恩，以不知者不罪、无心者不罪的惯例，宽恕他的过失。
历史上，借口头皮太痒而剃发降清的钱谦益，当然是一个十足的软骨头，而在钱谦益降清的前几年早就已经投降了李自成的惠世扬，也同样如此。
这个人不仅是个软骨头，而且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官迷。
李自成率军占领了陕西之时，惠世扬已被崇祯皇帝免去了官职，当时正在陕西老家闲居，见李自成的势力起来了，官瘾发作，就想去当大顺朝的官，竟然主动前往投奔了李自成。
投奔李自成之后，还主动前往榆林，去劝降当时正在榆林城里当参将的弟弟惠世显。
其弟惠世显觉得投降了流贼的惠世扬根本不配做自己的兄长，不仅拒不见他，而且还因此而改名为惠显。
当榆林城最终被李自成率领大军攻下之后，惠世显也没有像他哥哥惠世扬那样选择投降，而是选择了自杀而死。
两兄弟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惠世扬是刑部侍郎出身，当然知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的道理，何况这次进的还是锦衣卫南镇抚司的诏狱，因此在其被锦衣卫逮捕，并被押到了南京之后，在骆养性的面前，他的作为要比钱谦益痛快得多。
参与处理过阉党案的惠世扬，清楚地知道皇帝的套路，也知道骆养性想要什么，因此也不抵触，要什么就写什么。
而钱谦益则是在坚持了半个月之后，得知上书为自己鸣不平、救援自己的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也被皇帝批准致仕了，明白皇帝这回不会轻易放过非议朝政的人，而他也知道即使认罪，罪过也不会很大，所以很快也就不再坚持说自己无罪了。
至于忻城伯赵之龙，崇祯皇帝根本不在乎他认不认罪。
因为不管他认不认罪，如今这位知道未来大势的崇祯皇帝，都要收拾掉他，而且还要通过它处理一批鲜廉寡耻的南京勋贵。
拿到了钱谦益等人的认罪书之后，崇祯皇帝知道这一次与江南士绅阶层的斗争，应该暂时告一段落了。
三月初五上午，崇祯皇帝带着召见大臣的标配，即锦衣卫、天策卫和羽林卫的主官，以及新任的御前侍从武官们，摆驾文华殿，与内阁诸臣议事。
崇祯皇帝看着在座的几位阁臣说道：“钱谦益、惠世扬、赵之龙三人已经写下了认罪书，对他们之间的私下串通，指使言官，集体发难，反对开海的罪行，已经供认不讳。
“现如今这几人都在南镇抚司狱中，朕看，对他们的处置不宜久拖不决。今日朕与卿等就议一议该如何发落吧。”
李国鐠见皇帝说完这个话后看向了自己，于是躬身说道：“陛下圣明！臣以为这些人，名义上是在非议朝政、反对开海，而实际上却是串联结党，谋取私利。以私利而沮国政，其罪不小。臣以为不若由锦衣卫交部议罪，或者交由三法司共同议罪，如此一来，朝廷科道言官也当无话可说。”
崇祯皇帝听完这话，知道李国鐠的意思，其实就是担心皇帝直接定了这些人的罪名之后，科道言官乃至江南士林接下来肯定还是争议不断，而若是由三法司审议之后定罪，至少程序上是谁也挑不出毛病的。
这就是诏狱与刑部狱的差别，也是锦衣卫与三法司的差别。
在是朝野上下，士林百姓的眼中，前者是内，后者是外，也因此前者是私，后者是公。
说白了，前者审理案件的标准是皇帝的意愿，最大的标准是政治。
而后者审理案件的标准是法律，也就是大明律，最大的标准是公论。
但是崇祯皇帝却不想将这个事件交给刑部，甚至是三法司去审理，因为这个事件很明显，它就是一个诏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