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人类社会的准则，搬家这种事是不可能单单只把旧屋里的物件迁徙到新居里便算完的。一旦挪了窝便发现这样也缺，那样也少。平日里不舍得扔的此时也有了舍弃的理由，喜新厌旧的坏品德也因此可以获得原谅。在添办一新的同时还要气喘吁吁地掐着腰扪心自问：“从前的日子可都是怎么过的？”
在这添砖加碗的过程中，林安嵛竟碰巧遇见了初中同班的旧识。即便童年一直是她不愿回忆的阴暗之地，但这个旧识是那段蒙尘的记忆里为数不多的几抹虹色之一。
人类的天性有一样极不好的品质，那便是从众。
从众的原因有许多，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自保。
若你显出过多的与人不同，便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引来疯狂的群嘲。
最可笑的是，当人群里已经有了一个出头的靶子，无论他遭受排挤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合理。为求自保，原本沉默的人也会自然地成为施暴者中的一员，向那个靶子吐口水，指责他不该存在于这个属于大多数的人类社会。
林安嵛在那时候便是被吐口水的对象，被人群围在中间指着鼻子吐而不敢反抗。那旧识是班里的卫生委员，叫做陶静。终日戴着副粉框的窄边眼镜，用光秃秃的黑色粗皮筋扎着一丝不苟的马尾，不能允许额前留下哪怕一丝碎发。人不能说有多聪明，但很刻苦又勤奋，学习上总能保持上游的水平。说话从来都是温声温气的，不肯与谁动怒。在林安嵛受排挤的时候，她虽然不能激烈地指责他们恶劣的行径，但总能在事后事后递上一张纸巾，不用什么言语，一个关切的眼神就足够安稳林安嵛那颗贫瘠的心。
“安嵛？是你吗？”陶静站在柜台后一眼就认出了林安嵛。
林安嵛原本正在与夏琳琅闲聊，未曾注意到这一号人物，突然听到有人唤自己的名字，下意识地抬头，这才瞧见那张熟悉的脸：“陶静？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这样的异乡忽然相见，往事浮上心头，温心暖意就在眼前，不持就要红了眼眶。两个人都是欣喜的，拉着彼此的手聊了好大一通有的没的。
原来陶静初中时日日头悬梁锥刺股地死命读书，好不容易挤破了头考上了重点高中。原以为可以松了一口气，可上了高中才发现，自己和旁人比，要用十倍百倍的努力才只能保证勉强不掉队。老师讲的课，聪明的听一遍便懂了，可她要反反复复地琢磨数遍，课余了也不敢休息，抱着书死啃。如此也只能保持个中下游的水平。
这样的日子过得太煎熬了，陶静这才明白什么叫做宁为鸡头不做凤尾。她后悔进到这么个地方来，如同奴隶的脖子上被栓了根麻绳，用车拖着走，哪怕慢一步就面临窒息的危险。
痛定思痛，一向乖巧听话的陶静同父母大吵了一架，用旷课和离家出走来表明自己的决心。
在家人和警察苦苦找寻了一个多周未果以后，他们终于妥协了，答应了陶静的要求——退学。
如陶静所愿，她转入了一所技术类中专学院，在那里，陶静终于成了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奖学金一期不落的拿，所有老师、领导都把她视作掌中宝。光辉灿烂的三年时光过去之后，陶静的家人又为她规划了一条康庄大道，动用了一切关系替她安排了个公家的职位——汽车年审检测线的收费员。
那时候正值严冬，即便穿着棉袄走在街上，不出五分钟就能冻得人骨头疼。收费处是在传达室后面的一个独立的小屋子，从侧面开出一个窗口用来供人们缴款。那窗口开的低，窄窄的一长溜，安着推拉式的玻璃。人坐在屋里，那窗子的高度就是极合适的，懒懒的一伸手便能勾到，丝毫不费力气。收费的坐在窗下，办公桌搁在身前，腿上还能盖一条保暖的小毯子。外头来了交钱的人，拘谨地敲敲窗，陶静的师父就不耐烦地伸出手把窗拉开一条小缝，等着他们把该交的资料递上来。若来的人不懂规矩，傻愣着不知道要做什么，她便要用食指和中指的关节敲一敲窗沿，配合着“嘎嘎”的响声恶狠狠地抛出一句：“拿来啊！”
若到了这一节外头的还不能体会出她话中的含义，那便倒霉了，必须要接受更大的白眼和更严厉的呵斥：“申请表、检测单、行驶证！拿来啊！”
窗外一直曲着腿或弯着腰的人这时才能恍然大悟，吸着鼻涕慌慌忙忙把落着雪的材料递上来。
她一把扯过全部，“啪”的一声把窗子拉上，防止屋里的热气散出去，防止外头的闲杂人等平白得了公家的一点点好处去。
接着她便气定神闲，粗粗地看一眼材料，又“哗”的一下把窗子拉开，丢下一句冷冰冰的：“一百八十五！”或者“两百三十五！”“两百六十七”这样长串的数字来。
此时窗户外的又要赶紧把钱掏出来恭恭敬敬地递上来才好。若是掏的慢了，免不了又是一顿催促或者白眼。倘若你真得到了这样的待遇，你也要抓紧习惯。因为你接下来还要面对窗子两次这样的“啪”，和一次这样的“哗”。
你可不要生气理论，因为这样做只会使你得到更多的白眼，并且获得在寒风里多站几分钟的礼遇。
然而这些都是陶静可以忍耐的，毕竟她清楚自己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只求独善其身便好。于是从旁观摩了几天之后，陶静便坐在了那小小的窗口旁边，由师父督促着实习。
有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