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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以东，为了节约耕地，原故里小学操场成了故里公社和故里中学共用广场，露天舞台建成砖木结构舞台。舞台顶端醒目处，“故里人民舞台”几个大字遒劲有力，是整个建筑不可多得的文化元素。电唱机的唱片不停地转动着，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激越的革命歌曲。
那些绕场一周的白杨树已长得有几把粗了，浓密的枝叶遮挡出一个个荫凉。参加会议的革命群众已经嗅出了非同寻常的气味，坐在事先划定的位置上，没人抢阴凉，也没人嘻嘻哈哈，交头接耳。
故里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池志超主持大会，他表情严肃，装束依然不改，头戴黄军帽，身穿草绿色的军便服、蓝裤子，脚蹬黄胶鞋，斜挎着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挎包，挎包带上系着一条白毛巾。 池志超大步走到麦克风前，以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操场上的人群，清了清嗓子，高声宣布会议开始，就会议内容作了简要的说明。新成立的公社革委会主任暂缺，由池志超主持工作。池主任是教师出身，即席讲话本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主持工作的责任感和工作历练，使他的口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即使这样重要的会议，也不需要事先准备讲稿。
俞打豹席地而坐在松柏峪大队的群众队列里，安静的表情透射出内心的平静。显然，他没有把自己和这场即将到来的十二级台风联系起来。昨晚黄昏时分，参加完集体劳动归来，他又去自己的新庄园，操拌二茬泥。助工的乡亲只是干个大概，零星活儿多着呢。哥哥已经上了年纪，又是下过重苦的人，腿脚不利索，事事让他跟着，有点不忍心。孩子不到干重活的年龄，只得由他一人忙碌了。他赤着脚丫，一层黄土、一层麦衣，一层一层的泼水。入夏的日头，用不上几天的时间就能窝好二茬泥，新房墙壁上过二泥，就可以住人了。俞世珍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新庄院的崖畔上：“打豹，准备上二茬泥哩，用不了几天，就能住新院了。到时别忘记言喘一声，曹给你恭乔迁之喜！”“那是一定的，三爸！”世珍长打豹一辈，“下来，吃一锅烟，看看我的新庄院。”“不啦，你忙。我是顺便告诉你，明天去公社开群众大会！”还没来得及问啥会就不见他的人影了。俞打豹有些纳闷，群众大会捎个话就行了，没必要主任亲自通知。忙着窝二茬泥的他脑海里这样一闪念，但又一想，自己虽然多年不担任职务，身为共产党员参加公社群众大会，也是情通理顺的。早晨起来，嘱咐建社他娘，换下那件满是泥点汗渍的白雁塔布汗衫，换上走亲戚时才穿的黑市布汗衫就来参加大会了。
洗耳恭听的他还没回过神来,舞台方向传来一声断喝，他被推搡着走上舞台。
右派分子俞紹乐接到参加公社大会的勒令后，老婆劈头一顿埋怨：“又闯祸了，是不？你这个人啊，一辈子管不住你的一张烂嘴！跟上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的大霉！”本想着让老婆焼一碗汤喝压压底，看她这副火气，没指望了。自己去厨房，找出几个冰洋芋狼吞虎咽下肚后就急急出门了。他不知自己又犯了啥事，心里打着鼓，仿佛大祸降临似的。像他这样被管制的人，去公社开会还是头一遭。按照惯例，一年一度的评审会都是在大队开的。俞紹乐是因言获罪，加上担任过故里小学的训育主任，接受过几次培训的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分子回家劳动改造的。他酷章。农活之余，给《甘肃日报》投稿，一首“金圪塔银圪塔，不如咱的粪圪塔”的顺口溜被采用，报社还寄来了稿费，在故里公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可是不久，就接到了不许投稿的勒令。他心里不记事，仍然是口遭祸殃。每去松柏峪小学一趟，总能发现墙上的错别字，而且当众指出，弄得当事人十分难堪。和他一起干活的年轻人休息时卷上一支旱烟递给他，求他讲故事。他就像当初讲课一样，从三皇五帝，一直讲到清朝入关。年轻人要他唱歌，他会唱的革命歌曲不多，年轻人也不爱听，唱着唱着，就冒出：
青线线，
兰线线，
兰格英英的彩……
于是乎，他因讲封资修的故事，借古讽今，唱封资修的歌曲，淫词烂调的罪名，被评为最差的三类。松柏峪遭灾后，上级很快拨来了回销粮，但是有一条，五类分子家的回销粮数量必须和评审类数挂钩。在老婆、孩子不断地提醒、敲打下他终于痛改前非了。这一年，任凭年轻人百般相劝，他再也没讲过那些陈谷子烂糜子的逸闻趣事，该不会又是借古讽今吧？俞绍乐走出院门，正巧碰上俞炳文，一问是顶替他爸俞世俊开会，俞绍乐的心里似乎踏实了些。俞世俊是地主分子，年纪大了，走远路有些不方便。这个人抠抠掐掐一辈子，解放前，谁家的租子没有交清，哪怕是人家过年的面也要从磨台上撮走。粮食一窖又一窖，自己和家人不吃白面吃糜谷面，不穿布鞋穿草鞋。解放后虽然自食其力了，但是屎尿必须拉到自家厕所里，实在不行，也要拉在自留地里。每次评审都离不开这些事，就是屡教不改。走到故里河边，准备过河时，俞炳义也追上来了。不用问，一定是季玉梅给他焼了荷包蛋。俞炳义评审时也有个罪名，“奸聋子”——不想听的话装聋。两个评审类属为二类的分子也都来了，估计不是针对自己一人的行动。这下，俞绍乐那颗提起的心才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