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简略地浏览了一下我保存下来的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年这段时期福尔摩斯侦探案的记录和笔记时，我突然发现眼前有趣的资料简直太多了，就像大海一样，我竟然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有的案件经过报刊杂志的渲染已经家喻户晓，但也有某些案件不能让我的朋友尽情展示其出色的才能，而我朋友的这种才能却是那些报刊想报道的主题。还有一些案件使他不能完全发挥其擅于分析的特殊本领，就像某些故事一样，变成有头无尾的了。又有某些案件，他只是弄明白了其中的一部分，对其情节的分析还只是猜测，而不是以我朋友所重视的、正确的逻辑论证为根据。在上述最后的一类案件中，有一个案件不仅情节非常奇特，结局也是特别的离奇，让我急切的想重新叙述一下，尽管这桩案子的某些真相从未搞清楚，而且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了。
一八八七年我们经手的一系列案件的有关记录，我都保留了下来。在这些记录的标题中，有以下案件的记载：“帕拉多尔大厦案”；“业余乞丐团案”，在一个家具店的地下室里，这个业余乞丐团有一个豪华奢侈的俱乐部；“美国帆船‘苏菲？爱德森’号失事真相案”；“格拉斯？彼得森在巫法岛上的奇案”；还有“康伯威尔放毒案”。记得在最后一个案件中，当福尔摩斯给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觉在两个小时以前这块表就已经被上紧了发条，从而表明在那段时间死者已经上床休息了。这个推论对于澄清案情非常重要。所有的这些案件，也许有一天我会简述其大致内容，但没有一个案件会比我现在就快执笔的有着错综复杂情节的案件更加怪异荒诞。
那时候正是九月下旬，秋分时节的暴风雨异常猛烈。狂风暴雨已经侵袭窗子整整一天了，此时此刻，在这人类用智慧的双手建造的伦敦城内，我们也失去了平日的工作热情，而不能不承认伟大自然界的威力。它就像是被关在铁笼里还没有驯服的猛兽，透过人类文明的栅栏向着人类狂吼。伴随着夜幕的拉开，急风暴雨更加猛烈。风一会儿大声狂啸，一会儿低低的饮泣，好像壁炉烟囱里发出的婴儿哭喊声。壁炉的一端，福尔摩斯心情抑郁地坐在那儿，编写着罪案记录的互见索引，而我则在另一端埋头阅读克拉格？拉塞尔著的一篇有关海洋的精彩小说。此时屋外狂风怒吼，倾盆大雨逐渐变成海浪似的冲击，和小说的主题好像互相呼应，融为一体了。那时我的妻子探亲回了娘家，因此这几天我又成了贝克街我那故居的旧客。
“嘿”，我抬头看了看我的同伴说，“的确是门铃在响。今天晚上还会有谁来？大概是你的哪位朋友吧？”
除你之外，我还会有什么朋友？而且，我并不鼓励人们来访。”他回答说。
“那么，一定是哪位委托人吧？”
“假如是委托人，那案情一定非常严重。假如不严重，这个时刻谁还愿意出来？但我认为此人更可能是房东太太的亲密朋友。”
福尔摩斯的猜测错了，因为这时过道上已响起了脚步声，紧接着就有人敲门。他伸出手把照亮自己的那盏灯转向客人将要就座的那张椅子一边，然后说：“进来吧。”
进来的是一个年龄大约二十二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的穿着既整洁又讲究，而且举止落落大方。他手上的伞不断有水注泄下来，身上穿的雨衣发出闪闪的亮兴，这些都表明了他经过了一路的狂风暴雨。灯光下，他焦急地打量了一下四周。此时我发现他的脸色非常苍白，两只眼睛往下垂着。这样的神情往往是一个被巨大忧虑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
“我应该向您表示道歉，”他一边说着一边戴上了一副夹鼻的金丝眼镜。“我希望没有打扰到您，我担心您整齐干净的屋子已被我从暴风雨中带来的泥水弄脏了。”
“您把雨衣和伞都给我，把它们挂在钩子上吧，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干了。”福尔摩斯说，我想，您大概来自西南吧。”
“是的，我从霍耳萨姆来。”
“我看见你鞋尖上粘着粘土和白垩的混合物，很醒目。”
“我是来向您求教的。”
“好说。”
“还需要你的帮助。”
“那可就难说了。”
“我早已听过您的大名，福尔摩斯先生。我是听普仁得噶斯特少校说的，他说是您把他从昙柯维勒俱乐部丑闻案中拯救出来的。”
“哦，那当然。有人诬告他牌场做弊。”
“他说您可以解决任何难题。”
“那他可有点儿言过其实了。”
“还说您从没败过阵。”
“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我四次失利——三次败在男人手上，一次败在女人手里。”
“可和您侦破的案件数量比起来，那能算什么呀！”
“当然你说的大体不错，一般说来我还是成功的。”
“那您对我的事儿也准会成功。”
“请你把椅子挪到壁炉这边来一点儿，把这个案子的有关情况说给我听听。”
“这件事极不寻常。”
“是吗？委托给我的案件个个是这样的。我这里成了最高上诉法庭了。”
“可是，先生，我想冒昧地问一句：您所经历的事件中有没有比发生在我自己家的那一连串事件更加神秘莫测、更加令人费解的呢？”
“你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兴趣。”福尔摩斯说，“请把事实先从头至尾告诉我们，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