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篇
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
一
很坦率地说，剧烈的变革在当今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
首先，剧烈的变革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回答一定需要。
中国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在十个城市演讲，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让我们幻想一下：假设真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到了中段，学生、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注意不到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这种变革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而此类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被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变革中离开的。
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变革人群的构成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剧烈变革的起始口号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回到一个字——钱。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剧烈变革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都有可能成为剧烈变革的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
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往往只认钱，很多人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
任何变革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不说天下大乱，稍微乱个五年十年，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
以上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观，就别提操作了。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带路党即五毛党的社会里，剧烈变革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很大。
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急迫的事。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靠“普选”、“多党制”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从来都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剧烈变革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急需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大变革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变革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大变革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程度，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地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字面上的解释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我的观点很简单，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剧烈的变革，“巨大变化”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革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二
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它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来得不那么彻底，来得不那么完整，来得不那么美式，来得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会来，可能还来得有点平淡。
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问题都是体制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他们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要求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这完全不可能，事实往往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