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想起了范雨灵。
那个穿着大红色棉袄，上面有金黄色的花，下面穿着绿色的粗布裤子，长得盖着子布鞋的范雨灵。短短的头发，扎一个马尾巴小辫子，额前的毛发整整齐齐，小小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圆乎乎的脸蛋，那个白白净净的范雨灵。
1989年的那个光景，当时我还不懂得男女性事和爱情以及其他一些复杂又世俗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玩具，如果非要说我们有玩具，那也全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弹弓，跳方格子，玩方牌，火枪，弹玻璃球，扔口袋等，这些都是文明的游戏。还有捉迷藏，捉迷藏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是他们竟然还会玩得十分开心。在新家岭，我们的这个小村，山山沟沟的，破房屋，土坡，就连村头的那棵槐树的中间都可以藏人。（因为中间已经空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少年，我们曾经有八个小朋友都没有抱住它，它是新家岭的历史见证，也是新家岭的守护神）所以藏猫猫这种把戏，真的很没劲。倘若你藏起来，随便找个地方，寻找你的那个人会找上半天，甚至有些时候到吃饭时间了他还没有找到。
那是个春天的晌午，有和煦的风儿吹着。那是我第一次玩藏猫猫，也是最后一次。现在感觉也是，人的一生就是在玩藏猫猫的游戏，只是规则发生了变化而已，并且有了道德的约束。我和胡可、黑子、赵奇，还有一群小孩子，只不过现在都记不起他们的名字，我们是手心对手背的分了组。当然，这样是为了体现公平的游戏原则。黑子的一声“一二开始”我们就飞也似的分散开来。我是被寻找的那一组，和胡可一起。这时他们便在偌大的空间里寻找自己可以安身的地方。
我是不会慌张的，从来不会，至少现在我妈还说油瓶倒了我也不会着急。当时我小跑的顺着坡往上爬，赵奇那个笨蛋藏在碾子底下，不用想象他很快就被发现了，那样的地方，我在《地道战》里就看到过很多，游击队的八路军叔叔从那里爬出来，干掉了好几个日本鬼子。我爬到坡顶上，唱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顺便还掏出小jī_jī尿了一泡。我的尿可以射过我的头顶，然后形成一个抛物线，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在黄土中，然后渗入大地母亲的怀抱。对方的人已经开始东跑西跑的到处找被抓的那方了。那群笨蛋，要么在墙角里，要么在碾子下，要么在破房子里，他们根本不会知道我藏在哪里。我尿完那泡尿，在山坡上摘了一只蒲公英，把它举过头顶，然后憋足气，使劲一吹，无数个降落伞就在天空中飞翔起来，在阳光下，浮浮沉沉，打着旋儿。我很惬意那个时候的自己，多么值得怀念的时光。可惜人生那样的光景太过于短暂，匆匆而逝。就像我考上大学，从坐绿皮火车，在拥挤的人群中夹着沉重的背包挤着找座位，经过一天多的行程跋涉到学院的那一刻，我都历历在目。包括我和杨晓薇、颜梦琳师姐、陈丽静她们和睦相处的3年多，都好像是昨天的事情。
吹蒲公英的时候是会给人很多幻想的。
大一的那个寒假，我又挤着绿皮火车，一如既往的从这个车站到那个车站。我从学院北边的车站上车，人就塞得满满的，像秋天收获时候的玉米棒子，在蒲篮里塞的紧紧地。你可以想象你坐车时的情景，可能你们从来不坐这样的绿皮车，或者你就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甚至可以坐飞机。飞机打折后的票价应该会很便宜，可是我仍旧没有钱。这是一个梦，遥远的梦，就像我想象着某个女明星会给我当老婆一样的梦。
我习惯于在3号车厢。
那里有很多的学生，不过没有美女，美女从来就是坐卧铺的。我从一开始把自己塞进靠窗的17号座，就没有想象过以后还能出来。有两个女孩子坐在对面，她们是在大连下，这趟车的终点。我不是，我在唐山下，至少要比她们早一点。我的旁边坐了一个打工的男人，他的样子古怪，古怪的我无法给你描述：他瘦，皮肤黝黑，全是骨头，或者说全是黝黑的皮，包着他的内脏。我看见他的第一感觉好像我的旁边是站着一棵树，直直的，树皮皴着。他的脸狭长，宽窄和上下那么不成比例，根本没有黄金分割点的优化。甚至他根本就是一块板，细长，在过道里被人群几乎挤碎。他身上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汗臭，烟草，酒精，脚气，还有毛孔分泌的液体的味道。这些味道与车厢里泡面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难闻至极。
他一直沉默着。
火车像一匹骏马，在黑夜中，一直向着北边挺进，吞噬着远处的光明。窗子外边，早已灯火阑珊。像星星一样的灯火在飞速的流逝。还好，这节车厢里没有太多的民工和肥胖的大肚子男人，除了我旁边的那块木板。
晚上十点左右，对面两个女孩开始看书，好像是蜡笔小新的漫画，一摞一摞的。那个流氓小孩，简直就是混蛋一个，我如果将来有这么一个孩子，我还不如早把他掐死，免得以后太多的女生遭殃。她们看得津津有味，得意之时还会会心的一笑。一只手不停地在抓着桌子上的薯片吃。她们从一上车嘴就没有停过，饼干，牛奶，巧克力，口香糖。就连卫生纸都用了好几包，心相印的那种，带着香味，我在对面就可以闻到。奢侈，真他妈的浮华，中国还有多少人在贫困线以下呢。
我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