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开茶馆的。这人姓盖，名宽，本来是个开当铺的人。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家里有钱，开着当铺，又有田地，又有洲场。那亲戚本家都是些有钱的。他嫌这些人俗气，每日坐在书房里做诗看书，又喜欢画几笔画。后来画的画好，也就有许多做诗画的来同他往来。虽然诗也做的不如他好，画也画的不如他好，他却爱才如命。遇着这些人来，留着吃酒吃饭，说也有，笑也有。这些人家里有冠、婚、丧、祭的紧急事，没有银子，来向他说，他从不推辞，几百几十拿与人用。那些当铺里的小官，看见主人这般举动，都说他有些呆气，在当铺里尽着做弊，本钱渐渐消折了。田地又接连几年都被水淹，要赔种赔粮，就有那些混账人来劝他变卖。买田的人嫌田地收成薄，分明值一千的只好出五六百两。他没奈何，只得卖了。卖来的银子，又不会生发，只得放在家里秤着用。能用得几时？又没有了，只靠着洲场利钱还人。不想伙计没良心，在柴院子里放火。命运不好，接连失了几回火，把院子里的几万担柴尽行烧了。那柴烧的一块一块的，结成就和太湖石一般，光怪陆离。那些伙计把这东西搬来给他看。他看见好顽，就留在家里。家里人说：“这是倒运的东西，留不得！”他也不肯信，留在书房里顽。伙计见没有洲场，也辞出去了。
又过了半年，日食艰难，把大房子卖了，搬在一所小房子住。又过了半年，妻子死了，开丧出殡，把小房子又卖了。可怜这盖宽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一个僻净巷内，寻了两间房子开茶馆。把那房子里面一间与儿子、女儿住，外一间摆了几张茶桌子，后檐支了一个茶炉子，右边安了一副柜台，后面放了两口水缸，满贮了雨水。他老人家清早起来，自己生了火，扇着了，把水倒在炉子里放着，依旧坐在柜台里看诗画画。柜台上放着一个瓶，插着些时新花朵，瓶旁边放着许多古书。他家各样的东西都变卖尽了，只有这几本心爱的古书是不肯卖的。人来坐着吃茶，他丢了书就来拿茶壶、茶杯。茶馆的利钱有限，一壶茶只赚得一个钱，每日只卖得五六十壶茶，只赚得五六十个钱。除去柴米，还做得甚么事。
那日正坐在柜台里，一个邻居老爹过来同他谈闲话。那老爹见他十月里还穿着夏布衣裳，问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艰难了，从前有多少人受过你老人家的惠，而今都不到你这里来走走。你老人家这些亲戚本家，事体总还是好的。你何不去向他们商议商议，借个大大的本钱，做些大生意过日子？”盖宽道：“老爹，‘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当初我有钱的时候，身上穿的也体面，跟的小厮也齐整，和这些亲戚本家在一块，还搭配的上。而今我这般光景，走到他们家去，他就不嫌我，我自己也觉得可厌。至于老爹说有受过我的惠的，那都是穷人，那里还有得还出来！他而今又到有钱的地方去了，那里还肯到我这里来！我若去寻他，空惹他们的气，有何趣味！”邻居见他说的苦恼，因说道：“老爹，你这个茶馆里冷清清的，料想今日也没甚人来了。趁着好天气，和你到南门外顽顽去。”盖宽道：“顽顽最好，只是没有东道，怎处？”邻居道：“我带个几分银子的小东，吃个素饭罢。”盖宽道：“又扰你老人家。”
说着，叫了他的小儿子出来看着店，他便同那老爹一路步出南门来。教门店里，两个人吃了五分银子的素饭。那老爹会了账，打发小菜钱，一径踱进报恩寺里。大殿南廊、三藏禅林、大锅，都看了一回。又到门口买了一包糖，到宝塔背后一个茶馆里吃茶。邻居老爹道：“而今时世不同，报恩寺的游人也少了，连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买的多。”盖宽道：“你老人家七十多岁年纪，不知见过多少事，而今不比当年了。像我也会画两笔画，要在当时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那里愁没碗饭吃！不想而今就艰难到这步田地。”那邻居道：“你不说我也忘了。这雨花台左近有个泰伯祠，是当年句容一个迟先生盖造的。那年请了虞老爷来上祭，好不热闹！我才二十多岁，挤了来看，把帽子都被人挤掉了。而今可怜那祠也没人照顾，房子都倒掉了。我们吃完了茶，同你到那里看看。”
说着，又吃了一卖牛首豆腐干，交了茶钱，走出来。从冈子上踱到雨花台左首，望见泰伯祠的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来到门前，五六个小孩子在那里踢球，两扇大门倒了一扇，睡在地下。两人走进去，三四个乡间的老妇人在那丹墀里挑荠菜，大殿上槅子都没了。又到后边，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两个人前后走了一交。盖宽叹息道：“这样名胜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