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仿永乐甜白釉高足杯，三十年代末出现在琉璃厂，几乎所有收藏家鉴定家都认为是真品。
四十年代初，由帝都大古董商岳彬鉴定为真品，并卖给了上浦的收藏家梁培。
梁培认定它是一件珍贵文物，一直珍藏着，并在五十年代带往香港。
就是这件高足杯，其实正是同泰祥仿制的。
据在同泰祥当过经理的陈建侯说：“同泰祥仿制的官窑瓷器，最能乱真的是雍正乾隆的一道釉（单色釉）瓷器。”
“最精美的是仿乾隆官窑珐琅彩和粉彩瓷器，还有黄地青花宫廷用器。”
“在鉴别中最容易忽略的是仿明代宣德青花瓷器，往往会被人误认为是雍正仿宣德，看不出是民国仿的。”
德泰和同泰祥仿制了多少足以乱真的明请官窑瓷器，无法统计，它们至今仍在海内外文物市场上时时现身……
我们时常听人说：“哪来这么多的官窑瓷器？拍卖行90都是假的……”
我们不去细究这样的表述到底有多少正确性，也不去研究怎样的表达才是正确的。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市场上确实有不少所谓的官窑并非是真正的到代瓷器。
其中杀伤力最大的是以上所述及的民国仿品，不要说是境内的拍卖行把这样的东西当作真品在拍卖，即使是境外的大拍卖行，也有难辨真假鱼目混珠的。
其实这里头的道理很简单。
要知道，连岳彬沈吉甫梁培这样的大收藏家大鉴定家都真假难分，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予以准确鉴定呢？
能鉴定出几分能鉴定出多少？
另外，刘勉之当时依照古物陈列所原件限量仿制的，并由京城收藏家和古玩行人都参与足以乱真的明清官窑瓷器，现在又有谁能鉴定其真假呢？
还有就是包括傅义在内的京津等地的达官贵人，从德泰同泰祥买的明清官窑仿器，现在在哪里？
假设从这样的渠道流传至今的一件瓷器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有谁能不为如此的身世而动心艳羡？
1940，李春生从从九江口运往津城的数十只木船所载包括上万件精品在内的近千包（箱）陶瓷镇积存的仿制官窑瓷器，以及德泰同泰祥大量出售给香港地区日本东南亚各国的大量仿品，今在何处？
我们的藏家满腔热情，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从海外“回流”的文物中，这样的民国仿品占了多少？
刘永清面对着那一对仿乾隆官窑茶叶末古铜彩的花觚，“实在看不出是仿的”，说是“如果不上手，还以为真是乾隆官窑呢”，这样一类民国仿器如果置于你的面前，你呢？
这些事儿，张天元原就是知道的，只是他到今天之前，见过的民国高仿瓷实在太少了，所以还没有引起太大的警惕心。
然而这一批黑市交易的所谓海捞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仿古瓷，偶尔会夹杂几件真品。
比如慎德堂款的粉彩，还有雍正年的粉彩。
但也就那么几件而已，其余足以以假乱真的东西，竟然全都是仿古瓷。
说句实话，如果张天元不是有鉴字诀，看到这些东西，他都要懵了，糊涂了。
在不使用鉴字诀的情况下，他的鉴定技术不敢说全国第一，最起码也是排在前十的。
连他都能看走眼的东西，别的人，包括那些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专家，他们真就能看得真切吗？
这恐怕很难啊。
真有点思及甚恐的感觉。
那么一大批的仿古瓷，究竟到了那里呢？
是不是很多人明明守着赝品瓷器，却以为是真品，还在那里乐呵呵呢。
想到这些，张天元得宝的心情就没那么好了。
这一批瓷器，他从里面挑选出了一百件左右，却有九成都是仿古瓷。
虽然制作精美不假，但仿品就是仿品，跟真品还是有差距的。
“这么好的东西，可惜都是仿品，估计卖不上价吧？”
展飞听完了张天元的一番叙述，也是感慨不已。
“话也不能这么说，民国瓷器很早就进入拍卖市场，但与明清瓷器相比一直是配角，甚至一度被视为“地摊货”。”
张天元摇了摇头道：“但是近年来，藏界逐渐认识到民国瓷独特的工艺价值和审美情趣，不少人因而专门收藏民国瓷器，甚至认为好的民国瓷器并不亚于明清官窑。”
“价钱怎么样？”
“当然是提升了不少了。”
张天元笑道。
所谓民国瓷器，是1911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内烧制的瓷器的总称。
民国瓷器可分为四大类：其一，袁世凯复辟帝制在陶瓷镇烧制的御用瓷，这些器物可称之为民国“宫廷瓷”；
其二，清末民初官窑瓦解，官窑良工在中国第三次收藏**中，制作了大量的仿古瓷，这些瓷器可称之为民国仿古瓷；
其三，民国期间以文人潘宇汪晓棠以及“珠山八友”等为代表的绘瓷名家创造了新兴的粉彩工艺，这些新兴的粉彩之作可称之为民国粉彩新艺瓷；
其四，民国期间为抵制洋货，兴我国货，福城宝华制瓷有限公司萍乡瓷业公司南湖瓷业公司等30多家公司纷纷成立，它们生产的是日常生活用瓷可称之为民国生活瓷。
现在收藏界常说的民国瓷一般指的是新兴粉彩瓷器。
新粉彩瓷与传统粉彩相比，无论在造型线条光泽色彩等方面都吸收了近代画的营养，作品以工见长，色彩浓艳，更符合一般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