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没通过解禁......估计太过暴力，我今天值班太忙了，没空改，得等明天】
【几个医疗讯息，后面是同性问题】
2021年5月13日10时，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4号，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正式挂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成立，意味着疾控机构职能从单纯预防控制疾病向全面维护和促进全人群健康转变，新机构将承担制订传染病防控政策等五大职能。
5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新冠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发布最新报告。报告显示，预计到2021年底，新冠疫情会给世界带来10万亿美元的损失。2020年全球至少17000名医务工作者死于新冠。过去的一年半，全球至少1.5亿人被感染，超300万人死于新冠。小组在报告中建议，促进疫苗公平分配，建立由国家元首领导的全球健康威胁理事会，加强防范工作以应对下次危机。
5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意见”称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是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守护者。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的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医务人员权益，“意见”从保障工作条件、维护身心健康、落实待遇职称政策、加强人文关怀、创造安全的执业环境、弘扬职业精神六个方面出具了指导意见，并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高度重视医务人员保护关心爱护工作。
《性学观止》说：“性不是游戏，它是快乐之源泉，也是至悲之出处。”
集悲喜之大成的莫过于“同志群体”。性是他们的“不能言说”，更是其被关进集中营的理由。
德国联邦议院数据显示，1933年-1945年，德国警方登记在案的同性恋者约10万人。根据一本记有同性恋者姓名、住址的名册“按图索骥”，约1.5-2万人被关入集中营。处罚从一开始的阉割，发展到后来的死刑。约60的同性恋者被折磨至死。这使得同性恋成为集中营内，除犹太人外死亡率最高的群体。
前述名册被称为“粉红色名单”，是柏林“性学研究所”的访客记录。
它本是性学家、医学家进行社会学调查和医学研究的宝贵病案，却成了**党的猎杀名单。
悲剧始于19世纪末的一个深夜。犹太人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hfeld，1868.5.14-1935.5.14），关上诊所大门，往家走。
赫希菲尔德有多重身份：哲学家、医生、性学家，及“同志运动”先驱。他曾公开出柜，并主张“对同志群体的社会差别对待和法律迫害，是非人性的、错误的”。
快到自家门口时，他看见一位年轻的德国士兵。后者手足无措地说：“我是一个深柜。”
在19世纪末的德国，谈论“出柜”是非常危险的事。于1871年5月15日颁布的德国刑事法第175条明确规定，男男性行为是应予以惩处的犯罪行为，可判处最高6个月的监禁。
1896年，赫希菲尔德用笔名，出版手册《怎样解释男人或女人爱同性者》。其中，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诱骗女教师的已婚男人“无罪”，但两情相悦的同性伴侣却要被关进监狱？
1897年被性学界认定为“全球第一次同志运动”的开端。赫希菲尔德联合志同道合者，创办世界首个“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作为委员长，赫希菲尔德向德国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废除刑法第175条。“我们能从学术上证实，同志不是‘异类’。”
3000余名医生、700多名学者，大批功高望重的作家和诗人等，都在请愿书上签字。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ann）等名人。
赫希菲尔德竭尽全力地安慰这个紧张、局促的小伙：“科学是通往公平之路。很快会有一天，科学将战胜错误，正义战胜不公正，人类之爱将战胜人类的仇恨和无知。”
几天后，赫希菲尔德收到士兵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是他的遗书，写道：“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太阳再次升起时，我要结婚了。法律规定，只有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才能结合。我无法接受，亦没有选择。只有死亡才能让一切好起来。”
“他期望我多做一些。希望有一天，德国能更公正地对待同性恋者。”赫希菲尔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场孤独的死亡后，他辞退诊所工作，专门研究性学。
1899年，赫希菲尔德以“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编辑出版《“中间性”年报》，并率先提出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概念：“同志”是第三性，介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中间性”。
在那样一个年代，男女性别的认定与其“生理属性”必须对等、不容改变。而赫希菲尔德提出的概念，模糊男女“生理性别”的界线。
“第三性”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印度宗教中。公元前8世纪的印度神话就有许多关于“第三性”群体的描述。比如《梵书》记载过一个“既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的长发者”，出现在宗教的仪式上。
为了解同性恋群体在德国总人口中的占比，20世纪初，赫希菲尔德设计、完成史上首个大规模性行为调查。1903年，柏林工业大学3000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756份。结果显示，异性恋占比达94，同性恋占比为1.5，双性恋4.5。次年，他向5721名钢铁工人发放同样问卷，有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