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专权的危害不言而喻，凡事都有其两面性，权利的集中会使得办事效率加快。
冲着王振的名号，各路官员拼命巴结，居然真的在两日内被他集结了二十万大军。
这二十万大军虽然是大明精锐，可正如于谦所言，将士久疏战阵，恶习积重。更可怕的是后勤，大军未至，粮草先行，可这二十万大军的粮草根本就没着落。
朱祁镇又是个没主见的家伙，王振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私下里，王振还和瓦剌的也先进行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王振竟然将军备库中大量的弓箭卖给瓦剌，换取的是也先给他的马匹。
而只有王振自己知道，坐在司礼监这个位置上有多难受。别人看来是他风光无限，群臣也争相巴结，实则其中的苦楚只有他自己知道。
王振的两个侄子王林和王山本想依附这个叔叔尽享富贵，可他俩看到王振越玩越大，心中不免惊惧起来。
王山悄声道：“叔父，这棋下的太险，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啊。”
王林也跟着说道：“是啊叔父，打仗之事非同小可、万一有什么意外，会惹得全天下人群起而攻之啊。”
王振叹了口气：“我又何尝不知，你真以为北上出征是咱家的主意？我不过是替万岁爷说出他想说又不敢说的话罢了。此次北征，得胜则是万岁之功。败，则是我王振一人之过。”
其实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负有很大责任的。随着现代人对明代历史的不断深入研究，均确定明代宦官仅仅是秉承皇帝意志的代言人，本身并没有足以左右皇帝的权柄，强如党羽满朝的九千岁魏忠贤，也仅仅是崇祯帝这么一个刚登基的新君就轻松拿下。因此土木堡之战的真正罪魁祸首，同样应当是皇帝朱祁镇无疑，而王振公公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他的进退失措、指挥不当背锅罢了。
鉴于对大唐宦官专权的弊端，太祖朱元璋采取一系列极端措施避免出现这种局面。所以有明一朝，宦官权利虽然膨胀，可实则他们并没有唐朝宦官那种军权政权一把抓的势力。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做皇帝的代言人，帝王的背锅侠。
北征瓦剌，明面上看似是王振一手操办，实际上是秉承朱祁镇意志罢了。
以至于后来朱祁镇晚年复辟，竟然又给死后的王振修碑立庙，恢复名誉。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示，王振更多的时候做了一个背锅侠。
当然，并不是说王振无过。土木堡之祸，王振的指挥失策与临阵慌乱更是其主要原因。但归根结底，仓促北征是朱祁镇的意思。王振不过是揣测上意，替皇帝说出来做出来罢了。
仓局而就的大军很快开拔，此时不过距明成祖朱棣去世仅仅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来士兵不识战事，军备松弛，哪有什么战斗力。
与英宗和王振同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大学士曹鼐、张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
此次出征准备仓促，组织不当，大军出发不久，军内自相惊乱，未到大同，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僵尸铺满了道路。再加上连日风雨，人情汹汹，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
一些随驾官员，见到此种情景，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一听，大为恼怒，为了杀一做儆百，特罚谏阻最力的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跪于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后来，王振的同党彭德清以天象谏阻，王振也不听，仍然逼着大家继续前进。
也先听说皇帝御驾亲征，果然下令退兵。朱祁镇大军顺利到达大同。
可到了大同，事情出现了难以预料的局面。
首先是王振心腹，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王公，如果继续北进，怕正中瓦剌伏兵之计。大同情况不妙，前些日与瓦剌作战，将士伤亡不小。”
王振一听，登时紧张害怕起来，急忙传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想在自己的家乡威风威风。天子驾临，那将是莫大荣耀。
明军未与瓦剌接战即仓惶退兵，军纪更加混乱。
忙着耍威风的王振这时大脑大概确实短路了，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方向行进。
朝令夕改，兵家大忌。此时也先已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形势更加紧张。
明军迂回奔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剌大军已经追袭而来。英宗急忙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以掩护英宗撤退。结果，他们都战死沙场。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朱勇等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3万军队全部覆没。
13日，大军终于退到土木堡。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随行的文武官员都主张进入怀来城宿营。可王振以为1000余辆辎重军车没能到达，害怕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便不顾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
邝埜一再上章要求英宗先行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同时组织精锐部队断后拒敌。王振皆置之不理。没有办法，邝埜单身闯入英宗行殿，请求英宗速行。王振见状，怒不可遏，骂道：“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