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宋君臣来说，宣和七年是个极其屈辱的年份。
这一年，朝廷迫于大同帝国的兵威，放弃了立国后就一直没变的都城东京开封城，迁至临安以避敌锋芒。
而敌人却没有就此收手，反而步步紧逼，不断制造事端，却又不真开打，而是以这种大战随时来临的压抑氛围一再摧残大宋君臣脆弱的神经。
所谓物极必反，当孔氏败类孔端操公然背反朝廷，又欲献媚正乾皇帝而撰文《孔子改制考》后，压抑了一整年的士大夫们终于爆发了。
从声讨孔端操的无耻行径为天下诫，到攻击异端曲解圣教教旨枉称儒，再到映射扶持异端的大同帝国不尊圣人必会败亡。
士大夫们在自己熟悉的战场上恣意纵横，因维护圣教纯洁的崇高使命感而陷入亢奋状态，似乎如此便能战胜不可一世的大同帝国一般。
而大同朝廷仿佛自知浅薄，闷头整治刚刚入手的袭庆府，一直没有正面应战。
如此一来，又让初战告捷的士大夫们更加兴奋。
尤其是仙源县孔府“狗血案”的传言流进大宋后，正派人士更是弹冠相庆，并行文记述此事，以此证明辱没圣教者纵使躲到敌国，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至于这些诗词文章流传后世，会不会损害圣人的名声，则完全不用考虑。
孔子是儒家的圣人，只有真儒才有资格祭祀圣人，沦为异端走狗的孔端操虽然姓孔，却与圣人没有半点关系。
这样的狗贼不仅要骂，还要狠狠地骂。
人间自有正道，焉知文弱书生就不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灭人之国？
今日能骂翻孔端操这狗贼，他日也能骂垮不得人心的伪同！
时间就在这种诡异的氛围中悄然来到十二月中旬，之前出使大同的中书侍郎白时中被敌国赶了回来，并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大同正乾皇帝亲率大军南下，并发布《讨宋檄文》，明确表达了就要教训大宋。
大梦正酣者被这个消息惊醒，真刀真枪的战场上，再能辩经的“真儒”也抵不过一字不识的粗鄙武夫一刀。
惊醒过来的“真儒”们赶紧将注意力投向《讨宋檄文》，希望借此找到大同的破绽，或者说从中寻求活命的机会。
这篇檄文仅仅数百字，先是以较大的篇幅历数赵宋昏君赵佶登基以来，开党争、用小人、兴土木、装神鬼，为一己之私而罔顾天下苍生的种种荒唐行为。
顺便回顾正乾皇帝至梁山救民水火、行辽国示警天下、平夷乱安定蜀地，降李子义、灭方腊解救天下苍生、复燕云还华夏河山等丰功伟绩。
以二者强烈的对比，论证徐泽立国称帝乃是顺天应人形势必然。
而以事实说话，立国仅仅四年的大同帝国内则政通人和，百业兴盛，外则北灭宿敌、威服强金、西降顽夏、东主高丽和日本，国势之强远胜弱宋。
大同虽强，却致力于开拓北疆，并无欺凌弱宋之意，立国之初便主动邀赵宋朝廷遣使勘界，以竭力避免两国因疆界问题引发纠纷。
然赵宋君昏臣奸，不仅没有接受大同帝国的善意，还一再挑衅强者的底线。
同宋两国才勘定疆界，赵宋朝廷便趁着燕云局势混沌，偷偷摸摸招诱大同百姓。
此事被发现并受到大同的警告后，赵宋朝廷一面承诺妥善处理纠纷，一面却又授意河东军头对抗同军，最终引发两国之间的大战。
在此期间，赵宋还暗中挑拨同金两国的盟友关系，欲要蛊惑金国夹击大同。
赵宋朝廷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作死撩拨强者，乃是因为之前大同在两国相交中始终为赵宋保留了一丝体面，才让其产生了强者可戏的错觉。
此番，正乾皇帝提十万雄师南下，就是要问罪不知死活的赵宋王朝，教育其君臣摆正自己的位置，学会尊重真正的强者。
又是相似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即便要发动侵略战争，大同正乾皇帝也能占据道义制高点，偏偏赵宋君臣自己身不正行不谨，一再授人以柄。
檄文中不仅指出了大宋暗中挑拨同金联盟，还明确到了具体的时间、地点、承办者和相关信物，便是想抵赖都不可能。
更何况，大同帝国蓄谋南征，辩解若是有用，大宋又怎么会接连丢了河北和河东？
尽管还不能确认徐泽具体到了哪里，很多人却已经能够确认战争真无法避免了。
从狂热中醒来的士大夫们猛然记起造反起家的正乾皇帝根本不是什么海内名儒，而是不折不扣的血腥屠夫。
其人也从来没有与人进行过学术辩论，反倒是数次在儒家这潭水中丢下大石头砸出一堆死鱼烂虾引发大争论前，悄无声息地退到一边冷眼旁观。
这一次，同样如此。
在士大夫们追逐孔端操这条死鱼而忘乎所以时，正乾皇帝却在不经意间将刀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这粗鄙武夫不辩经只杀人，吾辈纵有满腹经纶，如之奈何？！
不过，若论当下最慌张者，却不是之前辩经最起劲的士大夫，而是当今天子赵佶。
在教主道君皇帝看来，《讨宋檄文》其实就是“讨佶檄文”。
朝廷这些年来的所有荒唐事都离不了他赵佶，徐泽摆明了就是要针对其人。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自认玩不过徐泽的赵佶认了命，决定不再自欺欺人，他要直面现实——赶紧跑路！
实际上，其人并不是临时起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