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天下和治天下的要求并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收拾天下人心。
不同点在于治天下是想办法维护天下人心稳定，以确保国祚持久，必须在一定的框架内做文章。
跳出框架之外掀桌子还能不乱套的操作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
所以，面对王朝中期的积弊问题，绝大部分的改革只能是修修补补，凑合着给帝国续命。
而打天下的手段却可以更暴烈，不用太顾忌陈旧的坛坛罐罐，甚至还必须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才能让新王朝更有生命力。
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实在无法争取人心时，也可以用屠刀杀死一切反抗者，以这种极端的手段获得剩余的“人心”。
至于之后如何稳定人心，则是治天下的问题。
大同王朝显然不是那种低级野蛮的政权，徐泽也不屑于使用这种副作用极大的极端手段——尽管在其人打天下的过程中早就杀人无算。
秉承正乾皇帝的旨意，武松一面拒绝兴中府和宜州包藏祸心的纳土之请，一面又干涉金军前来平乱，看起来很矛盾，其实有内在逻辑。
其人此举，既是避免在外交上不授人以柄，也是因为争夺人心的需要。
辽地的社会结构不同于宋地，不能以宋地的常识判断辽地发生的事情。
受限于统治根基浅薄和文化传承不足，辽国的政治结构相对简单，朝廷对地方、官府对治下的管理都很脆弱。
为了有效控制庞大的帝国疆域，辽国统治者不得不向境内的各种势力让渡部分权力，以换取他们的效忠。
这种权力分配模式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草原和苦寒深山等汉人难以扎根的地区，表现为保留部落血脉贵族制度，允许“国中之国”的存在。
就连皇帝直属的宫帐斡鲁朵，组织形式大部分也是分散各地的部落，并且“立宫置使领臣寮，每岁所献生口及打虏外国所得之物尽隶宫使”。
而在燕云等汉人聚居之地，则表现为依靠借助世家大族的力量，其中最显赫的有玉田及安次韩氏、昌平刘氏、医闾马氏、卢龙赵氏、平州张氏等。
这些大族降辽之前已是官宦世家，投降契丹后又为大辽建国和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大辽朝廷则回馈他们的子孙世代高官的政治利益。
有了官面身份，再加上相互联姻、舆论掌控、经济垄断等手段，大族就能进一步把持地方事务。
因而，辽国朝廷对社会底层的掌控力实际极其有限，这种政权组织模式自然是弊端极多，但符合辽国的国情，也便于其早期扩张。
历史位面，北宋数次北伐，都遭到了燕云汉人的极力抵抗，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赵宋给不了燕云世家大族如辽国一样的政治优惠。
而后来的金、元两朝能安定北方，也是靠继承辽国的政治传统，给予这些传承数百年的世家大族继续发扬光大的机会。
这也是天祚帝耶律延禧远遁西京道，北辽小朝廷又被徐泽灭掉的情况下，各地还能坚持反抗的主要原因——远在天边的真皇帝跑了，身边的土皇帝却还在。
可以说，整个辽地，只要是上规模的民变、叛乱和所谓的抗金起义，几乎都有世家大族和部族贵人的参与或背后操纵，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底层人民大起义。
当初的平州民兵暴动如此，黄龙府的安福哥叛乱也是如此，兴中府和宜州的军民叛乱同样如此。
徐泽取得燕云之地后建立大同王朝，表面看起来顺风顺水，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和反弹，只是因为同舟社的特殊性遮挡了很多问题。
先是玉河渡一战，同军从正面击溃了反对力量，以极其强悍的姿态入主燕京，震慑宵小，取代辽国开始主宰燕云之地的命运。
待共建会基层组织建立，监部情报网铺开后，徐泽又借耶律大石的公开活动和自己南巡故意创造机会，引出并杀掉了大批不安心失去特权的旧既得利益者。
燕云地区的风平浪静之下，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惊涛骇浪和默默耕耘。
有始终解决底层百姓民生问题，大抓基础建设，并开展以工代赈，彻底改变燕云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的扎实政绩。
有依托深入社会底层的共建会，绕开世家大族直接掌控整个社会，并迫使众多的大族“自觉”投身“南北易姓”伟大事业的血泪史。
更有无孔不入的内部监控网络恐怖统治，以及前后四万多反抗大同暴政之“义士”（包含玉河渡之战）的累累尸骨。
就如同宋地的府州折氏一样，在辽地世家大族和部族贵人的眼中，大同王朝再好，也是要剥夺他们利益的王朝，远不如腐朽落后的大宋和大金更有吸引力。
所以，除非像辽西走廊一带面临同军的骚扰和打击不得不降的州县，其余各地就算走投无路，各势力宁愿投靠更加落后的大金，也极少会投靠大同。
这跟眼界和格局没有半点关系，纯粹是坐正屁股的利益选择。
徐泽的屁股也坐得极正，作为打天下者，其人当然注重争取且一直在争取人心，但他要争取的从来都不是世家大族之心，而是底层百姓之心。
这种建政模式注定超越了时代，不可能被同时代的其他人所复制，也注定了徐泽的事业不可能有同盟者。
从之罘湾建军开始，同军这些年南征北战，既打宋军，也打各路叛军，还打辽、金、大元、高丽等势力的军队。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