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州治所西河县。
临江军承宣使熙河经略使姚古、奉国军承宣使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率领的两路援军六日前就已经相继赶到汾州，却没有立即向太原府发起攻击。
这次大战由将门军头发起，几乎是压上了身家性命和全部家当，只能赢不能输。
至少，不能输得太惨。
所以，各路将帅都拿出了百倍精神，不敢耍半点花招。
得到朝廷的出兵诏令后，种师中、姚古、刘光世就以最快的速度点齐兵马开拔，尽皆在预定发起攻击之日前数天赶到集结地。
三人都是老行伍，这么安排自有原因。
数万人马千里行军不是在地图上画一条线这么简单，全程十余天高强度行军和露营，吃不好睡不香，很损士气，乌合之众甚至才走出几百里就走散了。
大宋派往河东路解太原府之围的都是精锐兵马，自不会走散，但必须留足时间让疲惫的将士们恢复体力。
统兵将帅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摸清敌情做好大战准备，必要时还需派出斥候打探敌军的最新动向。
最关键的是朝廷三路大军并进，其中两路进抵汾州，再加上驻守此地的府州折氏兵马，必须在战前就协调好各自的任务和配合方案。
同军的战前推演中，燕青猜测姚古、刘光世、折可求会“争功诿过相互扯皮”。
其实，三人真不想扯皮，面对同军，宋军各部精诚团结共抗强敌都唯恐打不赢，又如何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扯皮？
只是，一旦涉及到切身利益，很多事情就不好协调了。
十天前的情报显示同军主力正在攻打阳曲城，此时却未必还在阳曲，因为朝廷增派援军这么大的动静根本瞒不住。
以大同无孔不入的情报搜集能力，也许早就知道援军到达汾州的消息，说不定已经转移了位置，就等着宋军送上门去。
朝廷制定的战术是三路并进，同时发起进攻。
可实际上，同时出发能够做到，同时出击却没法做到。
原因很简单，各部出发地线到进攻目标的距离相差太多。
先攻到敌人城下的部队，就有可能遭到同军的迎头痛击。
这本就是宋军战术的一部分——以西线攻击距离最近的偏师吸引同军注意力，攻击距离最远的东线主力则直捣榆次县。
问题便出在了谁来当诱饵上。
燕青看到了由汾州北上太原府有且只有三条道路可通行大军，姚古、刘光世、折可求自然也看到了。
能充当诱饵的，最好是文水至交城再到清源县这条攻击线路。
因为这条线路要攻取的城池最多，注定无法打到阳曲城下。
且文水县离汾州最近，攻下了文水，再进攻交城县，就能吸引同军来攻。
而另外两路，则可乘机攻下祁县和太谷县，然后直入清源县，切断同军的退路。
所以，诱饵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力吸引同军来进攻，还要有足够的实力拖住同军直到其他各路人马合围。
不然的话，就没有意义。
朝廷要求种师中、姚古、刘光世统帅的兵马分别是五万、三万和两万，三人都不打折扣的落实了。
但这只是编制数，而不是实有数，各路具体有多少兵，种师中、姚古、刘光世其实并不清楚。
这句话听起来很荒唐，却不是开玩笑。
首先，是缺编问题。
宋军普遍缺编，且各指挥缺编的比率还不一样。
只有指挥使才知道本指挥缺编多少，再高一级的将官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具体兵马数，主将更不可能知道。
临到出征临时清人也不现实，总有人得了急病不能出征，或是刚死了老子正在戴孝，等等，随便就能扯一大堆理由糊弄你。
身为统兵主将，也没有人会蠢到冒着动摇军心的风险清点自己麾下的兵马。
而且，此举也没有任何意义。
大宋向来都是朝廷按编制数发饷和开拔钱（大多数时候也不可能发全），各将各指挥按照朝廷发的饷钱打仗。
而朝廷指定出多少兵，本来就是取编制数。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刚好多少万这么整齐？
其次，是“杂牌军”问题。
在朝廷援兵到达前，汾州包含府州折氏兵马在内（这段时间陆续收拢了四千溃卒，总计一万四千人），有两万八千余人，威胜军有一万二千余人，辽州有一万五千余人。
全都是河东各州府紧急抽调的兵马，共计五万多人，正是这些兵马的存在，才让同军不敢全力攻打阳曲县。
朝廷增援的三路大军都是外地兵马，途中又分别抽调了部分兵马（约两万人），用以充当斥候和向导，并协助大军转运物资。
如此一来，有进有出，主将更不清楚自己麾下具体有多少人。
汾州的三路兵马中，姚古的人最多，刘光世次之，最少的是折可求。
但大战将起，每一份力量都极其宝贵，要合理利用。
除了之前赶到汾州的一万四千人，姚古和刘光世沿途又带来的八千河东兵马，自不能让这两万多的“杂牌军”闲置起来。
姚古建议将之全部交由折可求统帅，折氏在河东素有威望，让折可求统帅河东兵马，远比和西军混编在一起产生的效能更大。
其实，姚古的提议不合朝廷惯例，但现在一切都为了打赢，刘光世自无意见，折可求也不是扭捏之人，当即同意按姚古的意见办。
如此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