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四长期经营暗线，自是知道赵宋君臣的软弱，也就不再纠结了。
“陛下，可否给臣一个方向？”
对赵宋外交的策略，徐泽自然早有思考。
“主要有三条。第一，两国外交正常化，不搞对立，双方定期互派使节。”
这点参照同、金两国，但大同与赵宋的外交等级肯定要低一级，至于具体如何操作，身为外部尚书的王四就可以灵活掌握。
“第二，维持我国事实控制线不变，赵宋边境的驻军和烽堡数量要报于我方，擅自增兵或筑城视为侵略行为。”
这一条参照宋辽两国外交传统，军事上强势的一方自然希望随时能击穿对方的边境线，以维持本方战略优势。
不同的是，以大炮配步兵为主的同军，比骑兵为主的辽军攻坚能力更强。
且除了河东，同宋边境线更加无险可守，赵宋的堡垒战术对大同其实很鸡肋。
而在大同强大的海军覆盖下，赵宋在边境修再多的城，增再多的兵也没啥用，大同想打赵宋，都不需要死磕对方的堡垒群。
徐泽之所以要强调这一条，除了麻痹对手外，还有一点，就是不想赵宋劳民伤财搞些无意义的事。
毕竟，赵宋是大同帝国的“后花园”，能少折腾就尽量少折腾，多留点家底日后接收不好么？
“第三，两国原有经贸来往继续，除两国边境的重要城市开放榷场外，赵宋的静海、杭州、明州等港口城市要继续通商。”
即使被大同帝国生生分割出去了一部分，赵宋仍是已知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最大的消费市场。
两国在经济上互补，赵宋需要大同的铁，大同也需要赵宋的粮，保持经贸往来对双方都有利，也更有利于大同对赵宋持续渗透和掌控。
得到了皇帝的明确指示，公务繁忙的王尚书没有多留，立即启程返回燕京。
徐泽在昌平住了一日后，也启程继续向西北而行，经居庸关进入奉圣州境内。
一路西行，徐泽对燕云之地的地形有了更直观的印象，也对“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了解。
以燕云地区的地形险要，若不是腐朽透顶的大辽朝廷让军民失去了为之而战的精神寄托，而是节节抵抗的话，同军没有三五年时间并付出数万人的伤亡，绝不可能拿下现在的地盘。
辽国的政权组织度比赵宋还要简单，对基层的掌控力相对而言也更弱。
燕京以外的州县，绝大部分百姓对改朝换代并没有太直观的印象。
而大同政权最基层组织就是由这样的百姓组成，没有可以看见的改革效果和直观的印象，绝大部分百姓并不能分辨徐皇帝和耶律皇帝有什么不同。
因此，徐泽的出巡对于稳固政权和推进社会改革都很有必要。
其人不仅要一路检查社会改革效果，以为下步的官员调整和政策倾斜提供参考。
还要接见各地大小官员，勉励他们在新王朝建功立业——皇帝已经见过你们并有了印象，好好干，不用担心前程。
更重要的是深入最基层，跟少年聊天、陪老农下地、问村夫年景，让百姓亲眼看一看徐皇帝和耶律皇帝的确不一样，也让基层官员知道正乾皇帝对治国理政的不同要求。
坦白地讲，大同政权的地域会越来越大，徐泽要关注的事也会越来越多，基本不可能还像当年在诸城那样持续关注田赶驴一家。
现在这种深入基层的行动，其实就是行动大于内容的蜻蜓点水式政治作秀，能覆盖的面极小。
但皇帝的身份非同一般，徐泽的任何行动都会让大部分眼睛只往上看的官僚用心解读，一举一动都有不同的含义。
其实，相比起宋帝赵佶每年一次扶着犁做个样子就完成“籍田”仪式，徐泽的行动还真不能算作秀，而是实实在在的亲民行动。
就是对比辽帝耶律延禧捺钵巡游时，只接见部族头领贵人和各地大户的做派，大同正乾皇帝的做法也能让底层百姓感受到天真的变了。
至于各地官员能从徐泽的行动中领悟多少东西，又能做到哪一步，则要看各人的天赋、秉性、能力和作风等条件了。
但皇帝巡游之后，各地官僚还是有明显的勤政亲民表现转变的。
由不得他们不转变。
共建会有效运转之后，配合监部，对官员的监督已经在缓慢而坚定前进着。
而“并州令”之后，大同朝廷的组织框架逐步健全，对州县的管理和指导也与大辽不可同日而语。
更关键的是，朝廷放出即将开恩科的消息，很快就有一大批科举新官补充一线。
新朝新气象，不想干、干不好的官僚说换就给你换了，有几个人愿意在遍地是机遇的时刻，放弃自己和家族的上升通道？
当然，北地并不太平，金辽之战远未结束，时代的主旋律也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战争与毁灭。
燕云官民之所以能暂时远离战火，修复战乱造成的创伤，并憧憬升官发财、安居乐业，只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强大的政权治下。
而大同的强大，绝不是靠徐泽和完颜阿骨打两个皇帝一顿酒就能换来的。
金国不是赵宋，虚言恫吓没用，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战略威慑力
完颜阿骨打六月初从会宁府出兵，到现在都快八月份了，仍在上京道磨叽，一仗都没有打。
很明显，其人根本就不相信徐泽酒后的承诺，一定要先稳住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