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大战期间，为了适应规模不断扩大的战争需要，同舟社军队大扩编，由战前的万余人暴增到战后三万多。
历次整编，都有大批旧军队官兵被淘汰，其中大部分以表明红五营接受朝廷招安诚意为由，还给了赵宋朝廷。
即便如此，剩余的人数依然不少，再加上京东各地没来得及反抗，就被同军接收的厢军，总数有上万之众。
这么多的旧军队官兵就算再拉垮，也是活生生的人，是可改造的对象，就不能不给他们活路。
同舟社的使命是摧毁旧世界，更是建设新世界，建设一个人人都有饭吃的新世界，只要愿意为新世界尽力的，徐泽都不会放弃。
所以，这些厢军愿意老实做事后，徐泽便安排工曹将其中专业精湛的工匠挑出，剩余的人则分成若干工程营，担负军粮运输、道路铺设、工程营建等任务。
事实证明，只要粮饷给足，又不用打仗的话，赵宋的厢军远比禁军更好用。
大半年以来，同舟社治下京东各地交通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便少不了这些厢军的功劳。
只是，这些做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徐泽不可能也从来没有想过一直养这么多不能打仗的“军队”。
世界上没有废人，只看有没有用对地方，必须为这些人以及日后整编剩余的军队谋得正确的出路。
另一方面，虽然徐泽对同军的改造目标是不再以杀人为目的，但实现天下大同的过程中，需要同军以杀人为手段打败所有的敌人，二者并不矛盾。
同军的属性和使命，决定了脱胎于赵宋的原军制越来越制约军队的发展，这种现状也必须改变。
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解决，将会为日后同舟社的政权和军队建设埋下重大隐患。
徐泽对这些问题早就有思考，且一直在行动，前期组织的三批营以上军官覆盖式轮训，就是其中的步骤之一。
实际上，大战结束前，徐泽就已经有了进一步改革同舟社的初步设想。
这次改革以军队的调整为主，同时涉及政务调整，主要为了达成四大目标：
其一，优化中央-地方行政体系，进一步加强同舟社对诸多海外领地的控制力和同化速度。
其二，建立军队信仰和荣誉体系，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尝试对军队去封建化，建立一支为了天下大同之使命而战的全新军队；
其三，设立全新编制，以适应火炮列装后新战争形态的作战需求，为下步更大规模的作战任务提供战力支撑。
其四，裁剪军队员额，彻底解决赵宋遗留的厢军问题，把军费用在更新装备、改善官兵福利等该用的方面。
为了达成这四个目标，徐泽不仅安排相关职司研讨，拿出相应的改革意见。
自己也深入军中和民间，做了大量而又细致的调研。
在三期军官轮训之后，他又利用近两个月的时间，对全军进行轮戍换装和整训，以统一标准。
改革后的同军军制如下：
军务部三曹的设置不变。
从上次同舟社大改组至今的运行情况看，兵曹、战曹职能发挥较好，基本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暂时不作调整。
宪曹主司教化之职，因社务部已有教曹，乃改其名为政曹。
政者，政治、权柄、政令之义。
徐泽并没有明确宪曹改名的原因，但由“宪”变“政”，足以让众人明白军务部三曹“两大一小”的局面已经改变。
如此以来，兵曹掌管军队征集、编制、军械、训练、戎马之政令以及军事科研、武将选用、官兵薪给等事务，地位略高于战曹和政曹，是纯粹的“机关”，没有实际军事指挥权。
战曹掌管兵防、边备、作战、兵要地志等事务，掌军机之要，战曹指导下的各参军协助掌兵官打仗，事务繁重，但没有军事决策权。
政曹原本的军纪、军行、军法之职由其下的宪司履行，主业改为军中教化，但不干涉行军打仗，却能对兵曹和战曹履职情况进行监督。
军务部之下，原本的登州、辽东、海东三个军区全部撤销。
辽东置巡抚衙门，赵遹为首任辽东巡抚使。
“巡抚”一职并非起于原本历史线上的明、清两朝，实际上此职早已有之。
南北朝时，北魏骁将来大千随太武帝北伐，大败柔然之后，太武帝以其多有战功且熟悉北境险要，遂诏大千“巡抚六镇，以防寇虏”，但此“巡抚”并非正式职官。
唐代开始将巡抚使制度化，并且作为使职官正式存在，狄仁杰就曾以冬官（即工部）侍郎任江南巡抚使，但有唐一朝，巡抚使并不常设。
宋承唐制度，又因雍熙北伐失败，为防内部“奸邪无状”，频繁派遣巡抚使，其职主要是问民疾苦、疏理滞狱，要求“但有所闻，皆达天听”。
徐泽任命赵遹的这个巡抚使显然跟赵宋不一样，不仅掌行政、监察、司法等权力，还加“提督军务”衔，军政一把抓，权力很大，对辽东所有事务负责。
此举，并非徐泽对“流放”的赵遹进行妥协或安慰，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
辽东本是化外之地，同舟社对该地的改造力度虽大，但时间太短，很多传统习惯根本不及扭转。
而且，同舟社底蕴不足，人才匮乏，辽东又情况特殊，盲目派汉地官员到彼处，搞不好就会坏事，只能多用旧官，靠他们跟上同舟社的快速发展确实有些困难。
自徐泽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