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即便都明白社首故意将同舟社与野蛮的金国相提并论，就是为了刺激自己这些人正视问题。
心中仍然有些不舒服，却不敢反驳，而社首紧接着的剖析，更是让他们无法反驳。
同舟社的官兵同样有私心，抛开更严格的军纪和更先进的作战理念不谈，官兵们虽然不是为了获得奴隶和缴获而作战，却也是为了军功和个人的荣华富贵。
同舟社的军队同样会受官兵本能的驱使，一级推一级，层层推动，发出扩张（侵略）的呼声。
这样的军队，在英明的领袖带领下，可以不断创造辉煌的战绩，横扫八荒六合。
可一旦向外扩张到了生产力的极限，内部又无法满足骄兵悍将对军功（富贵）的渴望时，怪兽就会开始向内啃噬自己的肌体。
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便是如此。
本质上讲，唐王朝初期的频繁政变和后期的军阀混战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强大的军队失去目标后，对内的反噬。
这些剖析夹杂着不少私货，有失偏颇，当然是徐泽故意为之的。
说话要看对象，对于以执行军法为主要职责的军法官们来说，这种话题恰恰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众人越想越觉得社首说得有理，同舟社军队之所以与其他军队看起来不一样，并不是这支军队不一样，而是领导这支军队的社首不一样。
若是没有社首的存在，同舟社的军队会变成什么样子。
还会如现在这般一直执行严格的军纪么？
若是社首的几个儿子争位，军队是否会牵涉其中？
若有人要克扣官兵的待遇，是否会有人起来闹事？
徐泽将众人的表现看在眼里，杨喜能意识到的问题，他当然也能意识到。
同舟社的军队虽然表现出了“近代军队”的很多特征，但本质上讲，仍是将领加士兵捆绑形式的封建主义军队。
所以，当全军的纪律建设达到一定层次后，他就转变了目标，宪曹必须要转型。
因为，封建主义的军队，再如何强调纪律都只能起一时的效果。
这种军队的约束力是分级的，好与坏主要取决于军官的个人能力。
等他不在之后，这支军队退化是迟早的事。
见众人差不多消化了刚才的讲解，徐泽继续。
早期国家建立后，战争形态已经与之前的部族争斗大不相同。
在频繁的战争中，作战勇猛的军人可以得到大量的俘获，已经彻底脱产，成为了不耕不种的军功贵族。
军队的专业性越来越高，有了必须长期训练才能精熟的车兵、弓手等专业兵种，昂贵的战车、兵甲更不是普通人能够负担的天价开支。
当“兵”打仗不是负担，而是特权——属于“士”阶层的特权，战争的荣耀和俘获也基本属于职业化的军功贵族。
军功贵族们一方面不断鼓动国家发动对外战争，以获取更多的俘获，满足自己的贪欲。
一方面又私藏自己的杀人技巧和战争经验，将其总结为系统的战争理论并传给子孙后代，以维持自己“高贵的血脉”。
这个阶段，因为生产力相对低下，国家能够直接管控的范围很小。
大部分国家的收入只能维持少量的常备军，打仗主要依靠脱产的军功贵族。
而作为回报，国家则分封给各军事贵族大量暂时无法有效治理的土地和人口，以保障其专心训练，遇到战争时响应征召，此即为封建征兵制。
由于每个国家的土地和人口都有限度，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必然要发动更多的战争。
随着国家之间的战争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战争的烈度不断加剧，战争的规模越打越大，战争的目的也越来越倾向于灭亡对方。
到了这个时候，封建征兵制因为层层分封严重损耗国家的组织力，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新的战争形态需要。
在灭国的巨大压力下，各国除了尽可能扩大征兵范围外，还广泛采用募兵制，魏国的武卒、齐国的技击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这个阶段，是军事思想和军制变革迸发的时代，涌现出了众多的军事大家。
但本质上讲，所有的人和事，都服务于一个目的——更有效的杀人！
都是为了集中资源，进行更深入更彻底的战争动员，把更多的人力和物力送上战场，去杀死敌人，或者，毁灭自己。
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让所有参战的势力都失去了理智，忘记了初衷，只想灭亡对方，最起码也要不被对方灭亡。
募兵的发展，使得作战主力由高度职业化的“昂贵”车兵向更“廉价”的步兵转化，作战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而逐渐变成了其他人也能参与其中的“生意”。
但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国家其实不可能全部承担募兵的重负。
需要长期训练的军事贵族和需要大量钱财的雇佣兵，都不能满足剧烈的战争消耗。
于是，又诞生战争动员的终极形态——役兵制。
所谓役兵，即是劳役、兵役相结合，在役为兵，役罢则为农。
作战任务转了一圈后，终于由贵族手中的“特权”，回到了普通人手里，变成了世代背负的“义务”。
秦国完成商鞅变法，最早建立了耕战一体的役兵制。
自此，战争真正失控，进入了“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阶段，彻底变成了“率土地而食人肉”。
秦汉以后，不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