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部分人的命运都不受自己掌控，而是被历史大势甚至是小概率事件所左右。
为朝廷辛苦大半月，终于请得登州第二将出兵的田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
其人上个月稀里糊涂丢了官，这个月又迷迷糊糊等到时来运转。
田庆不仅复官，还从七品原官朝散郎的基础上升了半级，成了正七品的朝请郎。
朝廷这个时候想起田庆这个倒霉蛋，自然是与京东东路再度急速恶化的形势有关。
之前，搅乱京东东路的剧贼李子义本已被转运使吴汝翼招安。
贼人安定了数日，还释放了被俘的数千官兵，愿意接受朝廷的招安的诚意满满。
却因为登州第二将突然出兵攻击其部，怀疑朝廷的动机而再次作乱。
贼人再乱之初，赵佶、童贯等人在惊恐彷徨之中，其实还有一丝淡淡地期待。
毕竟，登州第二将的战力摆在那里，只要徐泽愿意尽全力，就算不能一举灭掉贼人，也至少可以有效牵制贼军，让其无法威胁东南漕运。
朝廷之前承诺给徐泽的知密州事，更是深有讲究。
一旦其人入局，进入密州，就再难为害，只能安心做朝廷的鹰犬。
而且，徐泽这个时候出兵，也算是为朝廷解了围。
因为不愿意兑现吴汝翼之前开出的招安条件，
赵佶、童贯等人本就做好了应对贼人翻脸再打的心理准备。
只是，之后的事态发展，完全出乎朝廷大佬们的预料。
先是胆大包天的徐泽狠狠地摆了朝廷一道，竟然擅自改由北线出兵，攻占了潍州昌邑城。
徐泽这一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不仅让朝廷之前针对其人的布局全部失效，
更是逼得贼人只能向西猛攻更好打的官军，让京东形势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之后的形势发展表明，徐泽明显没有按照朝廷期望的“尽全力”，
甚至，京东东路徐泽、李子义二贼合流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而红五营贼军回师昌邑，“赶走”登州第二将，解决了“后顾之忧”后。
李子义部贼人全力向西，爆发出的战力更加恐怖。
贼人不仅出兵占领徐州利国监，更是接连打败朝廷的平乱大军，截断了东南漕运。
徐州是极为重要的漕运枢纽，朝廷之前在其地布置兵力并不弱，编制人数近两万。
这么多的驻军，再依托坚城，还有随时可以赶到的增援大军。
便是调西军来攻打，没有十万以上人马围城三月以上，别想破得了。
但贼人一战全歼入徐西军，其后又不断耀武彭城。
朝廷军队虽多，但几次出城与贼军接战，均遭惨败，胆丧之师，人数再多，全无半点用处。
官军只敢龟缩城中，贼人不需占领彭城，也照样截断漕运。
利国监离徐州治所彭城太近，而徐州又离东京不远。
贼人肆掠徐州，自然影响到了京畿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官兵接连兵败，贼人每日耀武彭城的消息，早就在东京城中传得人尽皆知。
东京城中谣言四起，粮价一日三调，疯涨不止，
至朝廷出手平抑粮价前，大米竟然一路飙升到每石七贯两百四文的离谱高价。
京城官仓和商贾私仓中的储备粮食并不少，走南阳北上的荆襄漕粮虽然比不了东南漕运的量大，但一直没有断绝过。
正常情况下，徐州刚刚乱起，东南漕运停运的时间不长，是不可能出现这样混乱的情况。
很显然，有人在发国难财，故意哄抬粮价。
这事的处理极为棘手，不仅因为做粮米生意的豪商多与朝臣有盘根错节的官阶。
也因为生存保障极低的小民，容易因谣言惊慌而盲目囤积物资。
尽管公相蔡京想了很多办法，将疯狂上扬的粮价一度打压到了五贯以下（仍比之前涨了一倍不止），
但一日不解决徐州的问题，以恢复东南漕运，粮价就会再次涨起来。
而且，走南阳北上的荆襄漕粮毕竟量少，
只靠存粮贴补，少进多出，常平仓中的官粮也终有用尽的一天。
等真的没粮食时，就是真正的天下大乱了。
不仅如此，东南漕运不恢复，走徐州入京城的官家花石纲也要断绝，
正进入关键阶段超级工程艮岳将会因此停工。
而京东东路动乱再起，贼人打得官军抬不起头的消息传出后，
也会极大的鼓舞天下各地的反贼，让形势变得更加不可琢磨。
原本已经偃旗息鼓的淮西贼樊瑞便又趁机起事，竟然攻破了巢县，贼势再次大涨。
淮西贼乱有失控的风险，一个不注意就会成为下一个李子义！
这还没完，两浙路也传来多地明教教徒频繁串联，似有异动的奏报。
当地官府担心激化矛盾，引发民乱，给本就焦头烂额的朝廷添乱，竟不敢派人抓捕公开活动的明教妖人。
另有成都府路奏报，去岁刚刚内附的茂州夷至永寿部复叛，祸乱寿宁、延宁两军。
……
屋漏偏逢连夜雨，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大宋帝国，
在应对京东贼乱中显露颓势后，即将遭受到各种被压制矛盾的反噬。
国家危亡之际，教主道君皇帝和新进京的共济先生（赵佶所封）钟相“论法”正起劲，修为再次突破在即，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闭关。
维持王朝运转的所有压力，全部转到蔡京、童贯等重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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