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朝廷承认徐泽在东南路的实际控制，并授予的镇国军节度使、东南路统军之职者。
可实际上，东南诸州，徐泽只占了小半。
其余大半，不是被贼军占领，就是“自治”状态。
徐泽当然不可能在女直人即将南下的情况下，利令智昏，拿着官印去收复“失地”，行使朝廷赋予的管辖权。
但拿着“行遣一应公事”便宜行事之权不用，那就不是他徐某人了。
收到圣旨后的第二日，同舟社的信使便前往辽东南各州县，广发盖有东南路统军大印的政令。
共有三点。
一是削税赋。
自女直人闹事后，朝廷增加的各类税赋一律废止，以减轻百姓负担，与民休息。
所有州县原本要解送朝廷的税款和物资全部自留，允许用于民生建设，三年内不用再上缴。
二是收流民。
各地官府要为受战乱波及的转户和逃难流民分配田地，并免除三年税赋，以鼓励耕种，尽快恢复东南民生。
若本地官府确有困难，无法分配田地的，不得阻挠境内转户、流民向其他地域迁徙。
三是剿贼寇。
辽阳为乱贼所据后，东南路贼匪四起，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据山立寨，不服王化者是贼；
不听号令，拥兵自重者亦是贼；
擅起兵衅，杀戮百姓者更是贼。
此三贼者，限十日内至镇海府出首，东南统军司可视情赦免部分罪责。
过期不至者，东南路统军司将开出赏格，凡捕获、取级者，皆可至镇海府领赏。
三条政令一出，除了同舟社实际控制的州县外，东南驻地顿时鸡飞狗跳。
其实，不论是高永昌实际控制的辰州、宁州，还是自治的复州、穆州，原本都只是畏惧同舟社的兵锋。
说白了，你有兵，我打不过就投降。
可要是你不驻军，还指望我老老实实出丁出粮，那就免谈。
但现在徐泽抛出这么一个各方都难受的政令，别管合理不合理，他现在就是代表朝廷大义。
以后就算朝廷要清算，也不会清算到自己，但现在不执行，他就可挟大义而来讨伐你。
若是朝廷真丢了东京道也罢，管你政令还是诏令，统统置之不理。
只是，高永昌倒行逆施，怎么看都长不了。
万一朝廷真收复了东京道，之前在东南路统军司手里挂了名和没挂名的，将是两个不同的待遇。
乱世之中，没人会嫌弃退路太多。
于是，没有选择的穆州、复州的镇守官员赶紧起身，亲至镇海府“请罪”。
徐泽则勉励两地镇守官要顾念民生艰难，尽快将善政落到实处，并再次承诺同舟社可以为两地提供安全保障。
而辰州、宁州的贼军嘴上喊打喊杀，私下里却默许徐泽的政令扩散。
对境内的流民逃亡也睁只眼闭只眼——反正乱世粮食最金贵，一下放走这么多流民，吃也要吃垮镇海府。
站在外人的角度，实在无法理解徐泽吃力不讨好，日后还有极大可能会被辽国朝廷收拾举动。
但站在徐泽的角度，动机其实很简单。
除了持续的吸纳最重要的人口资源外，他就是要搅浑东南路这潭水。
以同舟社目前的实力，要吃下整个东南路，又要染指保州，还想日后与女直人和谐相处。
除非把金国揍成二十年以前的松散女直人联盟状态，显然这点比直接在大宋造反还难得多。
暂时注定得不到的东西，怎么玩都不心疼。
被他这么一搞，不管日后是辽国收复东京，还是女直人南下，都要面临一个散养惯了的东南路。
继续维持徐泽赋予的宽松政策肯定不行，要想获得战争潜力，就必然要压榨地方。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经历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再接受严酷的管理，旁边又有镇海府这盏明灯，百姓会如何选？
辽东苦寒，农业基础薄弱，粮食是个问题。
但在整个东京道也只有百万人口，东南仅有十余万的情况下，背靠大宋这艘大船，同舟社边开荒种地边买粮，维持几年，完全没问题。
至于流民管理问题。
这点对东南路任何一个州府都是极大的负担，但对于从梁山开始就积累经验的同舟社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
何况，相对于中原动辄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流民，辽地几百、数千的人口流动算得了啥？
在徐泽利用手中权力将东南路彻底搅乱之前，辽阳府已经乱了。
待在沈州数月的辽国汉宰相张琳练兵有成，
静极思动，展开了对辽阳府叛逆高永昌的反攻。
张琳先是一招“声东击西”。
他本在沈州练兵，却尽起大军，迂回至显州突然发起进攻。
叛军不敌，接连溃退。
高永昌收到前线战报后，一面再次派遣使者，请求金国给予支援，
一面派屯驻沈州对面的叛兵北上，在辽河三乂黎树口抢占要地，防范辽军渡河。
张琳再次玩了个漂亮的“暗渡陈仓”。
他先遣千余老弱羸卒以作疑兵，据河对岸扎营，与叛军对峙，每日演练渡河。
暗地里却以精骑千人返身沈州，悄无声息的渡了河。
叛军连番被牵着鼻子走，一路疲于奔波，仓促迎战。
旬日间，两军接战三十余场，叛军士气低迷，越战越不利，只得退保辽阳府。
张琳驱兵至辽阳城五里处，隔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