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之后，万象更新。
在当今天子毫不掩饰的威胁之下，各地州府县官顿时慌了手脚，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大清查活动，力求将数目如实上报。
朱雄英翻阅着这些地方布政使上报的田地数目，再将其与先前逐一对比，却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为这些个官员敛财的本事感到赞叹。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会不约而同地遇到一件难以解决的事情，那就是他们虽贵为一国之君，却对自己国家的田地数目没有确切的概念，说白了这就是一笔糊涂账。
为什么他们不清楚，难道不会派人去清查吗？
这个答案，在这古代，很是令人绝望。
田地数目都是百姓自己申报的，由地方官员审核统计，而后才递交给国家存档。
那么问题就来了，申报的田究竟是肥沃还是贫瘠，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每家每户究竟有没有人没来申报。
就这一条来看，别说皇帝了，就连地方官员自己都不清楚。
除此之外，丈量田地数目也是一个需要技术的技术活，而今又没有测量工具，全靠人力去衡量，加之会这项技术的专业人才又太少，费时费力却又不讨好，哪个县官老爷会揪着这田地数目不放？
并且地方县官员有限，根本不可能挨家挨户地去审核田地数目，相反如若他们不辞辛劳地这么去做了，自然就会得罪地方士绅富商，无异于自讨苦吃，绝了前程。
或者说在很多地方州府，县官、士绅、富商本就是穿一条裤子的利益好友，士绅富商隐瞒田地不报，将其视为自己攫取财富的根基，县官一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边心安理得地收受着贿赂，你好我好大家好，自己辖区内太平安宁，何乐而不为呢？
故而，对于田地这件事情，地方官员与平民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会弄虚作假，都会主动抵制，唯恐被皇帝陛下得知了自己手中的田地数目。
如此一来，地方官员不愿意清查，平民百姓不愿意上报，那么天下到底有多少田，都只是一个大概数，高坐龙椅的天子自然不得而知。
太祖爷在建立大明之后，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这才基本上丈量了全国的田地数目，以及做了一次人口普查，这对刚刚建立的大明王朝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国策，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作为徭役赋税的基础，还可为制定农业政策提供依据。
并且这项艰苦的清查工作，太祖爷并没有如先前帝王那般任用当地的官员核查田亩数目，而是任用了大量血气方刚的年轻监生，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与世家大族之间的合作，防止瞒报田亩数少交税。
对这些年轻监生而言，他们看重的不是眼前这点地上士绅贿赂巴结的蝇头小利，而是当朝天子提供的通天大道，故而这些愣头青他们不易被地主豪强所收买，如同地方官员那般隐瞒不报，使得洪武年间的田地数目可信度大大提高。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先帝即位，一心只想着与方孝孺、黄子澄这些蠢货推行各项仁政，废除太祖爷严苛**，致使官员环境大大提高，失了警惕之心，贪腐之风随即大行其道。
比如此次河南隐瞒了三分之一的田地不报，乍看之下令人惊惧惶恐，但转念一想却又是情有可原。
因为河南地处黄河下游，虽然是农业大省，但黄河多次决堤，造成河南农业生产困难，虽然白礼宋英等人仍在治理黄河水患，但这项历史性的大工程根本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事情。
黄河决堤一次，朝廷就要修堤、赈灾、免税，河南的官员得以常年经手这么大笔的财政款项，加之并无严苛律令予以威慑，他们自然乐得层层搜刮截流，这反而促成了河南官员贪婪成性。
而河南地方士绅豪强则凭借灾害之便，强取豪夺百姓田地，这直接造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景象。
若非治水钦差宋礼的一封密折上报，朱雄英还根本未曾想过，河南这“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之地，本该富庶繁华，却是成了落后省份，赋税收入一年不如一年，情况严重到了不得不革新的地步。
故而朱雄英派出了刚骨直臣顾礼卿前去调查实际情况，耗时一年有余得到了这么一个触目惊心的结果。
倘若换做是太祖高皇帝在位，他不将河南官员尽数处死才怪，朱雄英的言语威胁反倒是仁慈到了极点。
不过妖人左狂奴此去，注定河南官场不会太平了，至少会有某些倒霉蛋儿人头落地。
其后朱雄英便派遣了方孝孺、郭资、齐泰等内阁大臣前往监督查田，甚至朱雄英还赐予了他们武力查田、强制交税的特权，势必要将那些个士绅豪强手中的田地查个清清楚楚。
如今看来，这一步走得是对的!
朱雄英从未想过，这些个王八羔子胆敢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将数目如此惊人的田地隐瞒不报，简直就是丧尽天良、丧心病狂、丧伦败行……
清查田地归属，强制按田交税，推行摊丁入亩，自此大明赋税制度的革新算是终于落到了实处，平民百姓头上的重担也减轻了太多，国家财源也得到了保证!
“给那些巡抚总督布政使下一道旨意，不惜一切代价查清田地，另外各地州府负责税收的官员即刻清查省府财政，揪出那些贪污腐化的硕鼠老虎。”
“告诉杨靖，该动起来了，都察院与地方提刑按察使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