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元年第二周头一天，朱翊镠便紧急召见内阁几位阁老觐见。
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都来了。
地点依然是在东暖阁。
此时严永凡的两道条陈都还没有来得及呈送上来，但朱翊镠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与内阁先通气。
当然，这也是他的一贯做法。
美名其曰先通气或叫商量，但让内阁几位阁老来，就是让他们先点头，然后廷议上不必多费口舌。
申时行他们几个也早已经习惯了。
这次召见他们来，无它，只为严永凡提出来的两个议题。
一货币改革，二盐政改革。
货币与盐政都有弊端，需要改，这是主要原因。但之所以急着召见，朱翊镠是考虑到这两项改革，都可以大大增加国家财政税收。
任何时候挣钱都得趁早嘛。
像从前一样，需要改革的对象，其弊端其实都清楚。
三位阁老难道不知道私人铸币的危害性吗？难道不知道禁止私盐能大大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吗？
大明一朝当世就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能禁止私盐，大明一年可得一千多万两白银的收入。
原话是这样说的：“私盐既绝，引可增十倍，岁所入千余万矣，此三法简易易行，只在行法须严。”
如果真严格实行盐业专卖制度，再适当抬高一点盐价，仅食盐一项收入便可高达四千万两白银。
为什么说大明其实很富有，可财富既不在国家，又不在百姓，都集中在豪强权势大户人家手里？
但反过来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说白了，还不是因为朝廷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太弱吗？
无论是私人铸币还是私盐横行，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国家对民间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太弱。
从宋朝的程朱理学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削弱君权，到了明朝，皇帝对朝臣的影响力，以及国家政权对各个领域的掌控力其实都在削弱。
这就造成了明朝看起来好像是“礼仪之邦”，人们一个个都衣冠楚楚，十分有君子大国之风，但其实，社会已经呈现出“过度民主”的假象（这么说，或许也不是很准确，因为这可以看作是人类的觉醒，但确实有一定弊端）。
以致于战事来临，无法迅速转型成军事专制状态，自然也就无法像清朝那样通过军事暴力政权直接征税、调配物资，导致战场失利。
那货币改革与盐政到底怎么改？
首当其冲，当然是要严令禁止私人铸币与私盐贩卖。
对此，三位阁老没有意见。
难的是政策执行。
如何将国家颁发的政策有效推行下去，而不只是说说而已。
不能像嘉靖皇帝禁私铸劣钱，一个罢市就能让禁令不了了之。
不能万历皇帝征收矿税，闹得鸡飞狗跳，官员鼓动民众打死收税人员，万历皇帝顶着臭名，最后二十多年也不过才收了几百万两白银而已。
对于货币改革，朱翊镠设想，有没有可能让铜钱永久退出市场？而像后世那样用“钞票”代替？大明当前的“银票”其实已在充当这个功能。
而对于盐政改革，似乎要更为复杂些，当前盐政改革离不开盐引（几百年后其性质还是一样），而盐引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复杂货币”。禁止私盐、推行盐业专卖制度到底有多难？
朱翊镠与三位阁臣确定改革的方针以及大体方向，但具体到底怎么做还需要廷议与诸位官员共同决定。
将主要思想传达后，朱翊镠接着说道：“三位阁老回去好生琢磨，如果盐政要改，那么茶税、酒税等，是不是也可以一律改为专卖制度？”
朱翊镠可不是随口一说。
茶叶是百姓必需的消费品，但需求量又有弹性，正所谓“寡需则量增其价而不为虐。”本朝建国之初，在南直隶严禁私茶，所以南直隶的茶税收入有六十余万两白银之多。
以晚明人口比明初增加五倍计，那茶叶消费量也该增加五倍，晚明若严格实施茶叶专卖制度，则榷茶收入应该不少于2000万两白银。
再看酒课税。北宋光是酒课的一年收入，就可达到相当于晚明一千四百九十八万两白银的程度。
而晚明人口至少北宋两倍以上，酒类消费规模可能还超过两倍。以最保守估计，如果明代实施类似宋代那样严格的国家专卖制度，榷酒一项的收入至少可达3000万两白银。
不妨先拿宋朝的赋税制度举个例子吧，看一个小国如北宋、南宋（相对于明朝），能将财富扩展到什么程度?
北宋时，两税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20.4和15.3。
与此同时，商税急遽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这样，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也就自然而然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
北宋皇祐治平年间，商税比重不过40左右，及南宋绍兴、乾道之交，仅茶盐榷货即占49，连同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达79强。
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达56强，加上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非农业税更达84.7。
而明朝的领土面积，人口数量都远远大于南宋，盐、酒、茶三项的消费更远大于宋朝。
然而南宋政府从中获得的收入接近5000万两白银的价值，而明朝政府却只有300万两不到。
至明朝，货币经济较之前代要发达多了，资本主义也已经萌芽，市场比较繁荣，各项商业制度也比较完善。
而南宋是个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