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到上海已经有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来，除了杀了松井三郎，杀了福原，杀了日军中将副参谋长，其他的都没做。
经过三个月的潜伏，特别行动总队的三百人，已经象水入大海一样，融合入上海中。
他们有合法的身份，有固定的职业，有经营的生意。
但周云，却又有了新的想法。
起因还是上次的那个日军副总参谋长。在他的记忆中，周云发现了日军的一个秘密仓库。
这是个军火仓库。之所以秘密，是因为这里面的武器都是旧的。这次在上海的保卫战中，国军的武器，后来，被日本收捡了。
日军也不使用中国军队的武器，所以，这些枪支弹药都成了垃圾。几万支的枪支，整整推成了几十座小山堆。
这些东西，归那个副参谋长掌管。他已经卖出了几百支枪。都是一些拥护日军的大地主大商人，购买枪支弹药，守家护院。
之所以打这个仓库的主意，还是戴局长的意思。
军统在上海战中，成立了一支忠义救国军。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为了加强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参与抗战，老头子于9月4日电令在上海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戴笠、宋子文、张治中、吴铁城、俞鸿钧、杜月笙、杨虎、钱永铭、刘志陆、贝祖诒、吉章简、蔡劲军、俞作柏等人任委员，其中戴笠、杜月笙、刘志陆三人为常务委员，戴局长为书记长。
9月7日，老头子又限令戴局长和杜月笙“在一个月内，组建万人的别动队游击武装，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在敌前敌后袭扰牵制日军，肃清奸谍”。
戴局长本来就有心在军统序列里组建武装，杜月笙也愿意借机扩充势力，因此在投身抗战的感召下，经国民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大力宣传和发动，众多工人、学生、教员、失业失学青年踊跃参加。
至9月底就组成了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总兵力1.1万人，总指挥是出身桂系而且和杜月笙同为青帮“悟”字辈的刘志陆，参谋长是原来87师参谋长杨振华。五个支队的支队长分别是何行健、陆京士、朱学范、张邺和陶一珊，特务大队大队长赵理君（其中何行健、张邺、陶一珊和赵理君都是黄埔军校毕业）。
除了在上海地区组建的这五个支队外，还在华北地区组成了别动队北方支队，正副总指挥分别是军统的干将王天木和陈恭澍担任。
戴局长为了提高别动队的军事素质，想方设法从各处调来懂军事的精英人才，其中包括：600多名正规军校毕业的尉校级军官、100多名南京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生、200多名南京特务处本部的中高级干部，还从正在浦东作战的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队抽调600名班长、副班长作为基层骨干。
戴局长注意到别动队成员中有不少青年学生后，还曾先后设立了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佘山教导团，专门从别动队的青年学生中选拔人员进行培训。
由于淞沪会战的形势日益紧张，刚刚组建还没经过多少训练的别动队也被紧急派往火线。在沪西、南市、浦东、苏州河两岸及京沪、沪杭两条铁路沿线，维护交通，掩护主力作战与转移，同时以游击战对日军进行突袭、狙杀、侦察、破坏。
随着战局的逆转，别动队在苏州河、南市、奉贤和上海县，这支连统一的军装都没有，只装备步枪手榴弹的部队甚至投入了和日军的正面作战，伤亡自然十分惨重，别动队在淞沪会战中的阵亡者超过2700人，几乎相当于别动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受伤也有5000多人，几乎达到了别动队总人数的一半。
年底，北方支队也在河北宝坻附近遭到日军合围，全军覆没。
11月上旬上海沦陷后，别动队第一、第二支队余部在浦东转入敌后游击战，第三支队余部撤入租界继续在军统领导下进行抗日活动，第四支队基本损失殆尽，第五支队余部则化整为零转入地下。
1937年12月，苏浙行动委员会军事组长俞作柏率别动队余部1700余人撤至安徽省祁门县历口镇。
1938年1月，第一支队余部由何行健率领经奉化撤至遂安，与军统毛森在浙江江山开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在东阳合编为别动队浙东支队。
随后，戴局长将安徽和浙江两地的别动队余部统一整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其中在安徽的部队整编为教导第1团，在浙江的部队整编为教导第2团，戴局长兼任总团长，俞作伯任副总团长，负实际指挥责任。
之后，老头子命令戴局长“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因此戴局长在江浙皖沪敌后收容整训了大批在淞沪会战中溃散的正规军部队，迄4月底，别动队已经发展到五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以及南京行动总队、上海行动总队，连同教导第1团、第2团，总兵力又恢复到一万五千余人。
总数多了起来，接下来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武器的问题。
每一次的战斗，就会死去一批人，丢失一批枪。
现在，南京芜湖也经被日军占领，国军的武器弹药，根本就不能运到江浙沪来。组建的军队，有的三个人一支枪，更多的人手上没枪，只有大刀。
这样的实力如何去同日军作战。
也就在这个时候，周云向局长汇报，在上海，日军有一个秘密仓库，里面都是国军的武器弹药。
戴局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