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条件，在各国是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在北美，是以后续的大量移民、资本占地、逐渐无法容纳完美的小资产者自耕农社会的膨胀人口，在1830年左右达到阈值，最终引爆了南北战争。
这也是后世红脖子和北方之间的历史渊源。
一个是本质上还是保守的小资产者的、以自我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衍生的意识。
一个是以剥夺他人劳动成果的为基础的私有制所衍生的意识。
只不过诚如老马所，这两种私有制，常被人混为一谈。
甚至于，其实此时，这两种私有制之间的差异已经初现端倪了。因为，此时南方乡村的人均资产，是392英镑；而北方乡村的人均资产，只有200多。
包括后来的翻越阿拉巴契亚山、闯西部、宅地法等等，都是试图延续建国基石。
距离城市越远、距离种植园越远、人越少地越多，这种最开始的传统也就越深。
应该说，在北美建国尹始时候，由此时的垦殖小生产者私有制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伴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打越来越多的补丁。
熟人社会的社区、基层的小生产者意识形态衍生出的自组织；与帝国本身、大资产者的利益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和裂痕。
本质上就是扭曲了这两种私有制、统归于“私有制”这个概念所产生的扭曲。
写“经书”的时候，是小生产者、自耕农、每个劳动者都能获得自己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时代。
这种经书到了新时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这是必然的。
一个需要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劳动力、更密集的资本；一个需要适当的人口，都可以把那种土地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转化为个人的生产手段，但又需要加一个仍无害于后来者的前提。
某种意义上讲，大顺这一次非要瓜分北美，也算是一种促进历史的进程。
西部的土地被占、南部的土地被占、北部的土地被占，十三州所能容纳的“可以把那种土地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转化为个人的生产手段”的人口基数阈值就越少。
换之，用不到1830年代，被剥离了生产资料而足以发展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人口，就会出现。北美的工业化和打破小生产者所有制的工业大发展，也会极大提前。
百十亩地十头牛，谁去工厂打工？
大顺绝不会允许东海岸人，翻越阿巴拉契亚山，去寻找新的垦殖地，以确保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土地。
因为大顺也正在用类似的方式，试图让西海岸的大顺人，拥有自己的垦殖地。
这种垦殖殖民地的繁荣与痼疾——对于资本殖民的反抗——的本质，就是此时约瑟夫·沃伦宣讲的这一切东西的经济基础。
因为这些东西，真的很符合此时北美东海岸的经济基础，以至于是那样的诱人、那样的符合此时人们对于理想国的设想。
它不是错的，甚至不是不合时宜的。
但它的问题，也偏偏在于过于合时宜。
因为大顺的出现，和刘玉试图以金矿引诱跨太平洋移民的想法，使得这种“时宜期”，大大缩短了。
不管怎么说，此时约瑟夫·沃伦讲的这些，是好事。也是一个基于此时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的正确选择。
当然，这也有利于大顺这边卖货。小生产者、自耕农的消费能力，还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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