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舞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项武技表演活动。舞狮时由二人合作，上身披挂锦毛狮皮，下身着黄灯笼裤，打红绑腿，脚穿红缨球麻鞋，分别操持狮头狮尾，一路上摇头摆尾，抖擞威武。
遇有东道主已将舞狮登高的方桌备齐，用鞭炮迎接，狮舞就此表演。技艺高超者，由平地演上高空，方桌依次搭高五张、七张不等，最高者可叠九张，最上一张翻置，桌腿向上。
这种摆桌方式称为“一柱香”，舞狮人踏步而上，进退盘旋，时时保持平衡和步调一致，登顶取红（悬于上面的一段赏赐大红布）。
更有甚者，在顶层四“狮”脚对四桌脚，舞到极兴奋时，舞狮头者骑在舞狮尾者脖子上，舞狮尾者单脚立于一只桌脚上。
适有东道主伸出竹竿，竿头上挑有装钱60—80元不等的红包，上书“四季发财”。狮子摆头用嘴咬着红包，顿时鞭炮声、锣鼓声、呐喊声、喝彩声响成一片。
还有登峰造极的将方桌21张摆成金字塔形，舞狮“登高探宝”，气势非凡，围观者数以千计。
抗战爆发以后，京山城乡的元霄庆祝活动沉寂了七年，1946年的元霄节格外热烈。今年的元霄节，袁家有打算请项明伦出山演花鼓戏，为他捧场。
自五师突围以后，项明伦的戏班子就息演了。项明伦的戏班子在京山及周围各县都享有胜誉，名噪一时，有民谣为证：“害病不抓药，只要听听项幺的‘哟喂哟’”，“项幺出动，山摇地动”。
项明伦是袁家有的救命恩人，袁家有不敢马虎，亲自上门请了三次，项明伦才勉强答应。
袁家有见项明伦松了口，马上命令在杨集街上打出“项幺正月十五挂牌演出”的海报，并将项幺创作的《小女婿》的歌词，广为散发，以造声势。
1947年农历正月十五，杨集街上热闹非凡，白天舞龙灯、舞狮子、踩高跷、拉“犟驴”、划彩莲船、玩蚌壳精。
各路花灯队竞技显能，鞭炮齐鸣，锣鼓声声。晚上还有重头戏，项幺挂牌演出花鼓戏《站花墙》，并演唱《小女婿。
袁家有在乡政府大摆流水宴席，各色送礼祝寿的人物络绎不绝。剿匪大队的白狗子们每人都送了礼，喝得杨树、柳树都分不清了。
胡志坚和虎娃带着游击队员，参与各路花灯队之中，早已来到了杨集。
街南的大柳树下搭起了戏台，戏台上吊着八个大夜壶，夜壶里灌满了洋油（煤油），夜壶嘴上塞着布片捻子。
天刚黑下来，八个夜壶点燃了，照得如同白昼。
离戏台三丈远的正中间摆着一张员外椅，袁家有满面红光，洋洋得意地坐在上面，两个保镖佩带短枪，分立两旁。
在袁家有的前后左右的地下，摆放着一根根长木头，木头上坐着一排排剿匪大队的白狗子。在白狗子圈子以外，围着从各地赶来看大戏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站满了整个河滩。
《小女婿》等精彩演出引来了观众一阵阵喝彩声。
剿匪大队的地牢里关着胡志娥，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袁家有要将她活着解送给贾成先领赏，正月十六就要押走了，今晚特派他的侄儿袁三毛站岗。
袁三毛听着外面一阵阵的锣鼓声，抱着枪在牢门外走来走去，焦躁不安，他的心早已飞到戏场上去了。
吴海山、邓必桢、向良俊三名游击队员悄悄来到地牢外面，邓必桢、向良俊守住通道口。
通道里比较暗，吴海山喊着：“三毛，你叔叔叫你去看戏，我来替你站岗。”边说边快步走过去，袁三毛迫不及待地将枪往吴海山手里一塞，就要离去。
吴海山伸出右臂如铁箍一般扣住了袁三毛的脖子，左手在他后背一刀。邓必桢、向良俊见吴海山得手，几步跑来，从袁三毛身上搜出钥匙，打开地牢，背起胡志娥，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袁家有的家座落在杨集的北街，四面墙壁很高，均用石头砌成，是一座堡垒式的建筑。
大门是进入袁家的唯一入口，大门内两名暗哨，或坐、或站、或走动，看似闲人，实为暗哨。大门外两名哨兵，如狼似虎，闲人均不得靠近。
为了保险，袁家有将剿匪大队的弹药库设在家里的暗室里。
正月十五的晚上，袁家有全家都看戏去了，暗哨也撤了，只有两名哨兵守门。
虎娃、陈治国、陈金山三名游击队员顺着街道的墙壁，象夜猫子一样悄无声息地来到北街，躲在一个墙角的暗处。
街对面袁家有家门口的两名哨兵，抱着枪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一名哨兵说：“今天倒了八辈子霉，这么好看的戏，不让我俩去看。”
另一名哨兵说：“袁乡长说了的，今天不看戏，明天请我们喝酒的。看戏喝不成酒，喝酒看不成戏，总有一头吧。”
这名酒鬼，好象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
虎娃丢了一块小石子过去，两名哨兵吓了一跳，立刻站了起来，端着枪喝问道：“谁？”
虎娃右手一扬，一把飞刀插入了一名哨兵的咽喉，“扑通”一声倒下了。
那名酒鬼先是一惊，正要鸣枪报警，飞刀早到，钻入了他的手腕，步枪“咣噹”一声掉落地上。
虎娃飞步向前，一脚将他踢翻，踩在他的背上，低声喝道：“想死？想活？”
“想活，想活。大爷饶命！”
“快开大门，领我们进弹药库。”
酒鬼乖乖地解下腰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