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偾机，贻误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筹饷，而不知有饷之本原，故支支节节，终无所成，此又其一因也。下节更详论之。
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虽然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尝观其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云：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士，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中略）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一二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云：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遁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又云：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可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其言沉痛，吾至今读之，则泪涔涔其承睫焉。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国民；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民政。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