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白香山使老妪解诗，为千古佳话，余亦谓诗非帷簿之言，何人不可与谈哉？然不可与谈者却有几等：工于时艺者，不可与谈诗；乡党自好者，不可与谈诗；市井小人营营于势利者，亦不可与谈诗。若与此等人谈诗，毋宁与老妪谈诗也。诗文家俱有三足：言理足、意足、气足也。盖理足则精神，意足则蕴藉，气足则生动。理与意皆辅气而行，故尤必以气为主，有气即生，无气则死。但气有大小，不能一致，有若看春空之云，舒卷无迹者；有若听幽涧之泉，曲折便利者；有若削泰、华之峰，苍然而起者；有若勒奔是之马，截然而止者。倏忽万变，难以形容，总在作者自得之。
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自宗伯三种《别裁集》出，诗人日渐日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然格律太严固不可，性灵太露亦是病也。
余尝论诗无格律，视古人诗即为格，诗之中节者即为律。诗言志也，志人人殊，诗亦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笔，如云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韩、杜不能强其作王、孟，温、李不能强其作韦、柳。如松柏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开华结实，岂能强松柏之开花，逼桃李之傲雪哉？《尚书》曰“声依永，律和声”，即谓之格律可也。
古人以诗观风化，后人以诗写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奸恶邪散之不同，诗亦有温柔敦厚、噍杀浮僻之互异。性灵者，即性情也，沿流讨源，要归于正，诗之本教也。如全取性灵，则将以樵歌牧唱尽为诗人乎？须知笙、镛、筝、笛，俱不可废，《国风》、《雅》、《颂》，夫子并收，总视其性情之偏正而已。唐人五古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换梁、陈之俳优。譬诸书法，欧、虞、褚、薛俱步两晋、六朝后尘，而整齐之耳。若李、杜两家又当别论，然李之《古风》五十九首，俨然阮公《咏怀》，杜之《前后出塞》、《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亦曹孟德之《苦寒行》、王仲宣之七哀等作也。
七古以气格为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笔力之雄健，音节之铿锵，未易言也。尤须沈郁顿挫以出之，细读杜、韩诗便见。若无天姿、笔力、音节三者，而强为七古，是犹秦庭之举鼎而绝其膑矣。余每劝子弟勿轻易动笔作七古，正为此。如以张、王、元、白为宗，梅村为体，虽著作盈尺，终是旁门。
诗之为道，如草木之花，逢时而开，全是天工，并非人力。溯所由来，萌芽于《三百篇》，生枝布叶于汉、魏，结蕊含香于六朝，而盛开于有唐一代，至宋、元则花谢香消，残红委地矣。间亦有一枝两枝晚发之花，率精神薄弱，叶影离披，无复盛时光景。若明之前后七子，则又为刮绒通草诸花，欲夺天工，颇由人力。迨本朝而枝条再荣，群花竞放，开到高、仁两朝，其花尤盛，实能发泄陶、谢、鲍、庾、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诸家之英华，而自出机杼者，然而亦断无有竟作陶、谢、鲍、庾、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诸家之集读者。花之开谢，实由于时，虽烂漫盈园，无关世事，则人亦何苦作诗，亦何必刻集哉？覆酱覆醅，良有以也。
每见选诗家，总例以盖棺论定一语，横亘胸中，只录已过者，余独谓不然。古人之诗有一首而传，有一句而传，毋论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传者而选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诗，以诗存人者。以诗存人，此选诗也；以人存诗，非选诗也。
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如王文简之与朱检讨，国初之提倡也。沈文悫之与袁太史，乾隆中叶之提倡也。曾中丞之与阮宫保，又近时之提倡也。然亦如园花之开，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两淮运使，刻《邗上题襟集》，东南之士，群然向风，惟恐不及，迨总理盐政时，又是一番境界矣。宫保为浙江学政，刻《两浙切录》，东南之士，亦群然向风，惟恐不及，迨总制粤东时，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琼花吐艳，惟烂漫于芳春，璧月含晖，只团栾于三五，其义一也。
蒙古法时帆先生工诗，尤长五律，为世传诵。余一日谒先生于京邸，索余书一小额曰“四十贤人之室”。是时吴兰雪舍人亦在座，因问所典。先生曰：“昔人论五言律诗如四十贤人，其中著一屠沽儿不得，而四十人中又须人人知己，心心相印，方臻绝诣。”余谓观此则凡古今体五七言皆然，如人之身，微有一点痛痒，则满身不适也。先生与兰雪俱以余为知言。
有某孝廉作诗，善用僻典，尤通释氏之书，故所作甚多，无一篇晓畅者。一日，示余二诗，余口噤不能读，遂谓人曰：“记得少时诵李、杜诗，似乎首首明白。”闻者大笑。始悟诗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辞要浅显，不可取僻书释典夹杂其中。但看古人诗文，不过将眼面前数千字搬来搬去，便成绝大文章。乃知圣贤学问，亦不过将伦常日用之事，终身行之，便为希贤希圣，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异也。
口头言语俱可入诗，用得合拍便成佳句，如归真子之“无可奈何仍话别，不曾真个已魂销”，飨弟之“未免有情终誉樱明知无益却思量”，皆妙。元中峰和尚咏雪诗云：“冰云四合雪漫漫，谁解当机作水看？”近人咏牡丹诗云：“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