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处江湖之远就不能忧其民呢？我且试试！
央企、国企把持着中国经济的命脉，它们行为（不仅仅包含市场行为，也包含其它的社会行为，但社会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潜移默化的，较难计量，此也可详细研究之）的微小变动都可能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的走向，央企、国企的社会责任感、市场及lún_lǐ道德直接决定着它们自身的行为，若它们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天下为公”的信仰，那是普天下百姓之洪福，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大多数央企、国企是缺乏这种思想的，或者达不到理想的要求。它们做企业的目的只是为了盈利，从而满足自己及其所属集团的利益。单从价格上来讲，央企、国企的行为主宰着市场的均衡价格，若这些企业在不负责任的情况之下擅自变动价格，则市场价格就会出现较大的波动，而市场价格的波动又给央企、国企的涨价行为提供了口实，于是央企、国企就拥有了较充分的理由“操纵”价格。类比于乘数理论，若央企、国企价格变动了a，则整个市场价格变动为ka(k1),但从整体来看，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并未得到提高（很多时候由于央企、国企的“垄断”性质，生产率呈现下降的趋势或现实），并且随着中小企业之间的互相“攀比”，工资上涨的压力又不断推高，这样全社会的生产增长率与工资增长率非但没有出现相伴相生的趋势，相反，二者产生了严重的背离，于是通货膨胀发生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在文化缺失，“寡头”、“垄断”企业掌握经济命脉的国家里，央企、国企是通货膨胀的根本来源。
试看中国目前的状态：央企、国企把持着电力、石油、金融、航空、军工、钢铁、通信等等“肥工业”，只让中小企业做“井底之蛙”，一旦中小企业试图做大，那么央企、国企便以行政的、强制的抑或是非常规的方式进行兼并与重组，从根本上改变中小企业的本身构造，这就是央企、国企的做事手法，这极大地降低了市场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
不信奉自由主义经济并不意味着要走向其反面，即“变态的计划经济”，而是需要从中找到折衷的方式，在这一方式中，政府的作用需要加强，但这又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且不说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延时性，到底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对经济进行干预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现实的中国，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即央企、国企与私营、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占比问题。依吾之愚见，黄金分割比例是不二之选择。央企、国企占比太大就容易“操纵”价格，使“看不见的手”幻化成为“隐形但却可以循迹的手”，弱化市场作用的同时，也使中间产品的增长率下降，从而损害中间商的利益。而市场经济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难以解决的问题，都会成为阻碍整个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同时，若央企、国企占比过小，又与中国的体制不相符合，像军工产业、航空产业这样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私营及民营企业的占比就是必须要降低的。只有一个执政党的国家，适度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的“独大必然霸权”。在这样的现实之下，必须要保持央企、国企的一定占比，否则国家将面临混乱的危险，甚至引发冲突及革命。问题的逐渐深入又涉及到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政治与经济是否相关？有什么样的关系或在多大程度上相关？这种相关关系的利弊？另外，政客与商人的身份能否发生“圆滑”的转变？应不应该发生这种转变呢？虽然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已经给出了现实的答案。试看退休高管有多少人在企业（主要是央企与国企，因为这些企业在某高管在位时得到过某种无法言说的好处，高管退位，企业“反哺”，似乎天经地义？这就是人情社会）做高管？“官”与“管”在写法上尚且不同，可在中国这种转化却自然而然，提出置疑与异议的人少之又少，甚至有人在“歌颂”这种转变。当官与商交织在一起，形成各种复杂的关系网络，网络内部“藕断丝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于是，宏观的经济政策与监管制度便大打折扣甚至毫无作用。每一个针对央企、国企的“压制”政策都会通过这一大型网络得到稀释，以某种方式转嫁给人民大众。形象地说，政策、制度似水，经过梯田（央企、国企）的作用，只有一少部分水灌溉了土地（人民大众），“滋养”了人民，解决之道在哪里？我以为：变革喷水的方式，不采用灌溉而采用喷洒的技术，央企、国企由梯田变为喷头，以此方式约束央企、国企对水资源的汲取，缩小梯田的引流作用，从而富饶土地。同时，这也从根源上减少了央企、国企投机的机率，这才是真正“藏富于民”的智慧手法。
官与管的相互关联，也给底层人民的跃升之路提高了难度，制造了障碍，使这些人的奋斗之路变得异常坎坷，同时，互相联系的网络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自拙又如何要求别人干净呢？所以若要彻底消除腐败，则处于最高层次的领导者必须自清，否则便不可能上行而下效之。似乎问题的深入总能涉及到体制的问题。在中国，一党执政的情况之下，作为高层管理者，没有除道德、责任之外的硬性力量进行约束，仅依靠软性力量则很难持久正确地制定决策。无约束的自由的危害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