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京师各部以度支部事最繁，人最多，而岁俸所费不过银四万余两，合银币六万余元。民国初年，有参事八人，四年乃有二十八人，其时岁费十二三万元，渐增至二十余万。近日财政部每月所费需二十三万元，参事至数十人，其他人员几及二千，于是薪俸有积欠两三月者。此外各部情形大略相同，教育部更窘。京师国立大学九校以特税基金被截作军饷，校费积欠甚巨。新年以来各校校长、教职员议决一致罢课，至今开学无期。京师首善之区，外人观瞻所系，现象如斯，亦复成何体统？至若参谋部人员薪俸则已年余欠发，京中警察亦欠饷半年。所异者宦途如此清苦，而猎官者犹若蝇之逐臭，是真别有肺肠矣。乙丑七月，客来自都，言有某部官吏携其妻唱于十刹海，张一旗大书三行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无道，我负子戴；天下混帐，我弹子唱。”此君失职不平，愤而出此，亦可怜矣。然幸有一技足以苟全旦夕。他如因薪俸久不发，典借俱穷，一身或一家自戕者又不知多少也。溯民国六年国库，岁人尚有八千余万，自公债之策行，财部与银行勾通，国库岁入悉为公债局吸收以去，少数人享其利，多数人受其害，致演成今日之现象。论者但归咎军阀，仰知财阀之为虎作伥哉！
今日之财政扫地，公私赤立，皆受公债之赐也。溯自民国六年以后，国用无[1234]，以借债为第一政策。利息之优，折扣之巨，为从来所未有。财部银行相倚为奸，始则诱军阀滥发公债，继则借整理公债之名，举国库七八千万之收入一网打尽，犹虑基础之不能巩固也，乃委托税务司以管理之权，新旧关余，一手把定，悉存汇丰银行。还债后所余之款，财部不敢稽核，偶一过问，即诋为破坏公债，假舆论以攻击，于是财政金融之命脉悉操纵于外人。昔桑孔笼天下之利以归官，犹为千古诟病。今者多数人枵腹从公，少数人营私射利，上蠹国计，下朘民膏，甘为外人之鸩媒，此又桑孔之罪人也。
天津常关原为钞关、工关所，合并日常关，即与海关对待之名词。海关设立于通商口岸，名曰新关，而以常关为旧海关。钞关亦曰户关，前清归户部简放监督，税银解户部。工关归工部管理，税银解工部。自改并常关后，所征羡余及商人完税，与胥吏勾串为奸者，皆失其衣钵。所奇者船户商人转以不获取巧为恨，无怪清季关督屡欲正本清源而卒不果行者，实中梗者之多也。庚子联军占据天津，天津常关亦遂为联军所占。该军联帅即派洋商老于天津者主其榷政，以天津官银号为总局，即今之常关总局也。常关旧址本在北河，今犹称其地曰“北大关”。凡联军所征津埠一切税款，咸集于官银号，不但常关税银也。验货征税初不依照定例，洋商惟意所欲，故天津常税轻重无理，二十年来间有改订，犹未尽洽。辛丑马凯条约成，翌年壬寅七月十六日联军退出天津，交还中国。时李文忠公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命周慎悫公（馥）任接收事。其时常关以担保赔款，故遂归海关兼管，由总税务司派常驻税务司一员，而听津海关税务司之节制。各行省常关在海关五十里内者凡十九处，天津其一，均归海关兼辖。迄民国二年，十九处常关概归税务司实行管理，以各省军阀攘夺税款，不能应付赔款，遂致税权尽失。否则只天津等处七关归税务司管理，其他十三口如芜湖、九江等处在前清犹归监督主政，而解额定之税银于就近之海关，主权尚未尽失也。天津常关岁征银二百万左右，近年北方战祸频仍，税收减色。西历一九二二年总税务司以天津常关税银埒于海关二等之关，遂改为独立，设正税务司，而不归海关兼辖。即以副税务司好威乐升任正税务司，其他华洋帮办无定额。常关所用帮办，原皆调自海关。常关之有帮办专员则自余始，今则有常关帮办五员矣，津常三员，其二员在他口常关办事。天津常关昔有襄办提调名目，均领薪不办事，由监督呈请财政部，委派在关支薪五年，前税务司请裁去襄办一职，岁省银三千六百两云。
清咸丰十年庚申四月初十日，粤匪破陷无锡县城，城中人死亡枕藉，河水为之不流，但观锡城守贼黄和锦上表于洪秀全之文可知其惨毒。略云：“狗官叨天父天兄天王恩庇，打破无锡金匮，计城厢内外离城五里之地共杀男妇老幼妖民十九万七千八百余口，请天恩降敕封刀。”云云。按：表中所云如此，凡城破时其自经、自沉、自焚或一门殉难者不知凡几，尚不在此数。他如距城五里外各村、各镇之死者更不可以统计。呜呼，诚浩劫哉！尝闻吾父母生平叙述惨酷之历史，辄裂眦切齿。其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初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