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义一个五十多岁的大老爷们，不顾形象地抱头痛哭，那哭声里压抑着的悲痛，让在场的人心里颇不是滋味。
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都自顾自的想着自己的伤心事，文沫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有些尴尬地立在旁边。寂静的夜晚，连周围拆迁的工地上机器都停止了轰鸣，曾孝义野兽般的低吼，像沉重的鼓点，砸在每个人的心头。
门突然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穿着朴素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她显然没有料到曾孝义家里有这么多人，就大刺刺地闯进来，对上十二只好奇的眼睛，让她忍不住后退一步，紧张得连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了，结结巴巴的解释：“对、对、对不住，我、我、我、我是隔壁的，听到这里有动静，以为出了什么事，看门没关就顺手推门进来了，抱、抱歉我这就走。”
女人说完话，便真的扭头跑走了。曾孝义此时的哭声也止了住，对上其他人疑惑的目光，微微有些不好意思，硬着头皮解释道：“这是跟我们一层楼的赵大姐，这栋楼自开始准备拆迁到现在，大家都陆陆续续搬走了，只剩下我和赵大姐两个人。大家也知道，我们这栋是老式的筒子楼，一层楼有十几二十家住户，在这之前我跟赵大姐也不过是点头之交，碰见了混个脸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还是在陆陆续续当上钉子户后，才熟悉起来的。”
似乎是看到对面的几个人眼神中流露出几分了然，曾孝义脸都有些白了，慌忙解释：“不不不，我跟赵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她就是可怜我，孑然一身又得了这么个要命的病，时不时地打下手，帮我洗洗衣服做点饭，一点旁的事情都没有。赵大姐是个好人。她也不容易，丧夫又失子的，所以特别同情我的遭遇，也特别理解我的心情。她只是单纯的可怜我。说起是赵大姐，我们算得上同病相怜，我是老婆闺女都没了，她也是丈夫儿子都没有，唯一比我好一点的。大概就是因为她的丈夫死时被鉴定为工伤，单位赔了很多钱，能让她这么些年，有吃有穿吧。”
刚刚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沉重，曾孝义尤为严重，虽然背后议论一个可怜的女人，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行为，但是能暂时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将阴霾的气氛一扫而空，好方便文沫下一步仔细询问案情。她便也顾不得那许多，来了一招祸水东引，勾着曾孝义继续说着赵大姐的事。
那赵大姐是60年生人，今年五十六岁了，本人因为日子过得不如意，看起来更苍老一些。她那短命的男人，原来也是供电局的职工，二人自80年结婚，就分到这筒子楼里居住，算是这楼里的原住民了。
跟他们同期搬进筒子楼的。后来无一例外都分到了更好的房子，事业上也有了更好的发展，不过赵大姐的男人朱怀军是个三棍子打不出个屁的闷葫芦，木讷窝囊到了极点。因此哪怕他们岁数大资格老，却一直当着最底层的工人，住着最简陋的筒子楼。
那个时候赵大姐在供电局的场办工厂里边上班，也算收入不低，这样的家庭在八十年代初，生活得够得上小康水平。结婚第二年。两个人的儿子就出生了，一家三口的小日子别提有多滋润。
朱怀军虽然没本事，但却是大家公认的居家型好男人，每天下班就早早回家，洗衣做饭收拾屋子这些活全部都包了，看得周围的大姑娘小媳妇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纷纷赞叹赵大姐命好，这么个老实丈夫，除了不会营钻着往上爬，其他方方面面都拿得出手，当时羡慕赵大姐的大有人在。
可惜好景不长，大概在85年左右，朱怀军在一次例行检修中负了工伤，从三米多高的梯子上摔了下来，伤了脑袋。在医院昏迷不醒了大半年，所有人都以为救不过来了，那个时候国家的医疗卫生条件不好，脑袋受伤很难治，赵大姐天天抱着孩子，在朱怀军的耳朵边上哭，任谁劝也不管用，居然就这么着将日渐衰弱的朱怀军给哭了回来，奇迹般地苏醒，连医生都说，这是个生命的奇迹。
没过一个月，朱怀军便病愈出院，回归了工作岗位，他在工作上的表现如何暂且不论，住在筒子楼里面的人却都知道，以往那个老实木讷的朱怀军怕是真的死了。
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他，突然性情大变，以往的好脾气半点不见，变成了个一点就着的大炮仗。筒子楼里再也见不到他辛苦操持家务的背影，取而代之的，总能听到他喝骂妻儿的怒吼声，稍有不顺，便向妻儿动手。赵大姐那么好强的人，自那以后经常顶着一张青紫的脸进进出出。
周围热心的同事们不是没有管过，可是朱怀军不知道怎么的跟鬼上身似的，谁敢站出来说话，就扬言要砍死谁全家，有好几回都拎着明晃晃的菜刀，追着拔刀相助的人跑出好远，如此几次后，谁还敢管他们家的闲事，难不成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吗？久而久之，他们也习惯对着朱家时不时传出的吵架声打骂声哭泣声哀求声充耳不闻，有那心软的想出去劝一劝，也被害怕朱怀军的家人给拦住了。人们除了同情赵大姐外，没能给上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原本他们家的那个小儿子，看起来很机灵懂事活泼开朗，在筒子楼里玩耍时不管碰到谁，都是笑得一脸开怀，奶声奶气的叫声叔叔阿姨，人见人爱。因着朱怀军的性情大变，连带着这孩子也越来越沉默，总是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缩在角落里，从眼睛缝里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