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承郡王府内，肖林和张学良继续谈论着局势。
“汉公，就算孙传芳拿下江苏，也难以吃掉李宗仁和何应钦，自从去年南昌战役，孙传芳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现在虽然号称十万之众，却都是些拼凑的二流部队，李何二人却都是善战之将，哪怕一时失手，只要回过神来掉头反攻，孙传芳还是在江南站不住脚。”
对张学良的问题，肖林避而不答，反倒顺着他的话头说道：“后防不稳，就不宜战线过长，安*大举进攻江浙，败则挫动战线，进退失据，而就算取胜，却又从东北到江南拉出一字长蛇，首尾难以两顾，这个大亏，去年咱们已经吃过了，以我个人的意见，当前应当首先解决山西问题，彻底平定北方，咱们再和南方革命党决一死战……”
奉系一年前曾经饮马长江，占领上海和浙江，但因为战线过长，被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赶回了长江以北，又丢掉了徐州，那一场败仗，就是奉系由盛转衰的开始，这个惨痛的教训，张学良当然记忆深刻，不由得站起身来在花厅里来回踱了两圈，皱眉苦苦思索。
不得不承认，肖林说得很有道理，前车之鉴，不过就是一年前的事情，怎么能在同一条沟里跌倒两次呢？
对于北伐军的战斗力，张学良已经领教过了，年初的一场较量，他本人败于河南，褚玉璞败于江苏，奉系部队明显不是人家的对手，时至今日，自张作霖以下，已经不再做武力统一的美梦，老帅张作霖也因此发出《息争令》，向南方革命政府示好。
最好的结果，就是划江而治，然后徐图发展，再做打算。
也许，肖林说的才是当前局势下最好的选择。
但是，想要采取这种选择，必须要有极大的勇气和控制局面的能力。
北伐军正在内乱之中，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稍纵即逝，趁势而击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放弃唾手可得的胜利，比夺取胜利还要困难。
配合孙传芳发动龙潭战役，是为了政治服务，如果和南方政府谈判议和，能够占据有利形势。
张学良停下脚步，已经拿定了主意，尽管他也承认肖林说的有其道理，但是，龙潭战役是多方巨头议定的决策，根本不可能改变。
安*政府是一个多方势力的联合体，内部有太多的矛盾和利益要平衡，孙传芳客居山东，褚玉璞败回直隶，这些人都急着打败北伐军，对山西的阎锡山根本不感兴趣。
更麻烦的是，安*政府内部经济政治问题不断，都急需发动一场对外战争，以转移内部矛盾。
连年内战，军费浩大，而张作霖一直仰仗的财政大员王永江，却在去年辞职回乡，扔下了一个烂摊子，京津银行业最近纷纷关门歇业，更令经济恶化，犹如雪上加霜，奉票（张作霖发行的纸币）连连走低，不过几年间，和银元的兑换价格几乎贬值了十倍。
（王永江，大连人，奉系重要成员，曾出任财政厅长，奉天省长等职务，1926年借病回乡，一年后病故。在奉系的政务系统中，王永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离去和辞世，对张作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除此之外，日本人的态度近来也非常暧昧，对于东北军进关，日本人最先是支持的态度，但随着奉系不断败于北伐军，日方的态度逐渐转变，他们害怕的是，张作霖的部队都被北伐军消灭干净，最后南方政府统一全国，如此一来，日本在东四省的权益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最近以来，日本方面不断催促张作霖停止扩张，退回关外，并不断催促老帅落实各项协议承诺，但张作霖却一直在和日方打着太极拳，不断地忽悠……
只有取得一场对北伐军的胜利，才能在站直腰杆说话，无论如何，都得利用国民党内乱这个难得的机会，打一个漂亮仗。
“易经有云：‘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肖林兄，这一仗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打了。”
张学良向着肖林摆摆手，接着说道：“不过，我可以向父亲建议一下，暂时放缓三、四军团南下的速度，静观江浙之变。”
肖林点了点头，没有再劝。
肖林加入奉系已经一年多了，从没对军政大事发表过意见，这次劝说张学良，也是再三考虑的结果。
身为下属，如何与上司相处是一门艺术，给领导提意见，是这门艺术的手段之一，而选择沉默不语，是另一种手段。
发现问题很容易，清谈高论也很容易，沉默是金也很容易，但如何选择，里面却大有学问。
肖林要在奉系混下去，如何和张学良相处非常重要，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张学良又一向年轻气盛，为免猜忌，肖林很少乱讲话，免得什么时候犯了忌讳，稀里糊涂自毁靠山。
而且，奉系内部关系复杂，肖林只是一个新人，虽然担任了察东镇守使，但在各个大佬眼中，也不过是个小角色，贸然议论事务，说不定就会莫名其妙地得罪某人，白白树敌。张学良的身份特殊，自己是一个武将，没事在少帅面前搬弄是非，大放厥词，没什么好处。
少说话，多做事，这是新人必须遵守的原则。
从新人到老鸟，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搞好人际关系、熟悉工作环境、提升业务能力、摸清领导脾气，才是关键的。
一年下来，情况渐渐不同，自己也快熬成了老资格，总是在军政大事上一言不发，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