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林和蒋百里、石醉六等人一路上谈兵说政，时间变得飞快，不知不觉中两天过去，已经来到了直隶地界，驶入了石家庄。
石家庄是京汉线上的一个大站，火车在这里停靠二十分钟，一进入站台，肖林等人就发现车站上的情形不对，这里有很多士兵，身上的军装也不是安*的制式。
“这是晋绥军的部队！石家庄被阎锡山占领了！”
肖林曾经远征绥远，对晋绥军最为熟悉，一眼就认出了这些部队的来历，没想到这几天坐在火车上消息断绝，直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看来，阎锡山正在步步紧逼，早晚要发动对奉之战，奇怪的是，老帅为什么不做出反击？
虽然狐疑不定，却苦于没有任何消息来源，肖林更加想不明白了。
“我估计，张作霖还对阎锡山抱以幻想，害怕过于强硬，把他逼到对立的方面去。”蒋百里思索片刻，做出了判断，他虽然对蒋中正不满，但又和张作霖一向不和，说到底，身上还有些书生意气，和人打交道往往归于失败。
不过，蒋百里的眼光非常高明，这个判断离事实不远，肖林回到北*京之后，下车伊始，很快就搞明白了石家庄事件的来龙去脉。
早在6月3日，山西即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阎锡山同时把所属12万晋军改编为北方国民革命军，由大同、娘子关两路移动，不过阎对张作霖仍维持良好的关系，他有代表常驻北京，张作霖也有代表驻太原。6月5日，阎锡山致电张作霖声明，晋军出动系因奉军北退，担心临时不易布防。仅驻东天门，现已停驻井陉，不再前进。
同日，太原召开国民大会，经过阎锡山的御用党部和民众团体游说，拥其担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通电请山西省党部分共清党，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等议案。第二天，阎锡山就任总司令职，通电服从三民主义，并发表就职宣言。
“今兹三民主义，已深入北方民众心坎，一切反革命之势力，已到最后崩溃之时期，凡我南北真实之革命同志，急宜集中革命势力，以打倒军阀帝国主义，俾统一的国民政府，得以早日实现……”
6月28日张作霖派邢士廉赴太原与阎商议解决时局的办法，奉军在京绥路增加兵力两旅，防阻商震所部。但在阎锡山的忽悠下，老同学邢士廉的任务未完成，阎驻北京之代表李庆芳则向张提取消大元帅府的主张，张、阎之间藕断而丝未连。
阎锡山是一个微妙的人物，在革命党中他是参加开国的人物之一，民国元年就坐上山西都督的宝座，他和这把宝座好像如胶似漆，坐了上去就分不开。北方在民国初年是北洋军阀的天下，他亦附和北洋军阀，亦步亦趋。不管是革命党人，或是北洋军阀，阎老西坚守一个原则，他就是山西，他和山西是不可分的。在北方，皖系也好，直系也好，奉系也好，他表面上都和他们虚与委蛇，可是都不卖身投靠，因此北方派系此起彼落，对他都毫不发生影响。
7月17日晋绥军徐永昌突然出兵，占领石家庄，奉军退走正定，在正定、定州、保定布置三道防线。22日，张作霖向山西代表提出晋军撤出石家庄的强硬要求，在保定、德州之奉军准备进攻河南冯玉祥军队。25日张作霖和张宗昌分别派遣代表赴太原向阎锡山提议，请撤走石家庄驻军以便奉鲁军南下进攻冯玉祥军，阎置之不理。
虽然阎锡山连连紧闭，张作霖却仍不愿与他翻脸，只因在北方群雄中，阎锡山处境较为自由，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后就稳坐太原，只求保住山西。虽然只占据山西绥远一个半省，但可以闭关自守，待时而动。他不是没有野心，不过很能含蓄，守份待时，现在变成了各方所争取和拉拢的对象，奉张拉他，南方的革命军也暗中和他连络，尤其是西北方面的冯玉祥也和他敷衍。
对阎锡山和南方革命政府的判断失误，成为安*政府的一大隐患，张作霖一直对山西抱以幻想，在大敌当前之时又出了几手昏招。
安*政府成立之后，张作霖连续发出几道政令，以收拢人心，在《和平革新令》中，更宣称“自今更始，一切外交内政均已民意为归……与孙*中*山多年交谊，宗旨本属相同，凡属孙之同志一律友视，对甘心赤化者问罪兴伐……”
张作霖之所以发出这条政令，是因为看到南方国民政府抛弃了联俄联共的主张，开始**清党，如此一来，和蒋中正又成了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朋友，何必再拼个你死我活？但是，蒋中正虽然背离了北伐的初衷，但却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又怎会和安*讲和。
7月7日，安*政府决定裁撤京畿卫戍总司令一职，由军事、内务两部办理所有维持治安事宜，派高金山接受卫戍区域防务。
19日，张作霖又统一北方海军，任命张宗昌为海军总司令，沈鸿烈为第一舰队（东北舰队）司令，吴志馨为第二舰队（渤海舰队）司令。
临阵换将，本是兵家大忌，晋绥军大兵压境，安*对京津防务却没有及时加强，却在不断忙于平衡安*内部的各派势力，即可以说是老帅的无奈之举，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漏招。
在晋绥军的压力下，直隶的形势越发紧张……
河北怀安柴沟堡，西距煤都大同120公里，东距张家口不足百里，自古以来就是晋察蒙三省交汇之处，四十五师正在这里修筑工事，以防止晋绥军进攻。
路旁的山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