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开封一隅，某馆舍，和家人一起被临时安顿在此的唐邕，用完晚膳后，看起刚到的几份报纸。
唐邕之前就知道楚国有名为“报纸”的刊物，其上刊载着各类新闻，以及官府的一些重要通告。
而下午到傍晚这段时间才销售的报纸，无论名号是什么，都属于“晚报”这一类别。
人们买了晚报，正在晚饭前后阅读，可以打发时间。
现在，他看报纸，正是打发时间，顺便了解一下楚国的情况，因为这些报纸上有形形色色的新闻，可让读者了解时事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
唐邕作为亡国官员，如今在开封等候安置，他判断自己在新朝的仕途，大概没有什么指望。
但不妨碍他了解这个新朝廷的情况，毕竟，闲着也是闲着。
可看了一会，他被一篇“评论文章”吸引了注意力。
这文章的题目名为“论税制”，内容就是论述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这样的内容，事关国务，但行文却很“白”，给人以“下里巴人”的感觉。
唐邕看了看，判断这文章，就是向那些没有读过书、不知道什么大道理的平民百姓，论述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其文大意如下：
历朝历代，事关国运的一件事，是收税。
朝廷必须能够征收到足够的税，才能维持秩序，保国安民。
道理，和人必须每日进食一样。
如果一个人，每天喝粥吃野菜度日，那就只能说是活着，干不了重体力活，身子骨经受不住每日奔波。
这就改善不了生活，一直穷苦潦倒，遇到危险时，没法保护自己和家人。
甚至体弱多病，整个人病怏怏的，时日无多。
所以，收税很重要，但一味地把赋税分摊到平民身上，这就是饮鸩止渴：
百姓活不下去，就会揭竿而起，届时遍地烽烟，国运也就差不多到头了。
那么，主要的税该怎么收呢？
自古以来的收税办法，是按户或丁来收，譬如一个县的赋税多寡，取决于户数，或者户中细分的丁口数。
当然，户也分贫富，但实行起来，对税额的影响，其实不是太明显。
文章作者认为，这种收税方式，看上去很公平，但实际上不公平。
因为户有贫富，收入不同，承受能力也不同，富户家有百石余粮，贫户家里米缸能饿死老鼠。
若官府加派赋税，每户多征十石，富户能立刻拿出来，不会影响生活，而贫户就只能去借粮食来缴，且必然是高息借贷。
然后利滚利，还不起，家破人亡。
作者又举例；灾年，家有存粮的富户，可以平安度荒，而家中米缸能饿死老鼠的贫户，若无官府赈济，就只能靠借贷来度日。
然后利滚利，还不起，把仅有的家产都填进去，甚至卖儿卖女，最后家破人亡。
唐邕有几十年的行政经验，认同作者的观点，他也知道，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百姓，听人讲到这里，想来也会心有戚戚。
所以，作者认为，笼统的按户或丁来收税，容易失去公平，且户籍、丁口的统计，户的定级，极易被人动手脚。
大户人家，家眷数十，僮仆数百，但却能通过收买官吏，使得户籍上的记录信息是：户中丁口人。
如此一来，就是严重的逃税。
所以，征税对象为“户”并没错，但是，对户进行定级的过程中，容易出问题。
定“户”之等级，是从核实“户”的实际情况下手，执行起来问题太多，难保公平。
这种不公平，未必是基层吏员心黑如炭，有时候，是他们不得不昧着良心办事。
因为对于基层吏员来说，要去精确统计大户人家的丁口、奴婢数量，其实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尤其那些“武断乡曲”的当地豪强，弄死小吏及其家人，和弄死一条狗没多大差别，这种情况下，小吏们怎么敢不“通融通融”？
唐邕看到这里，下意识看了看作者的“笔名”：开封白玉堂。
他听馆吏说过，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得含地名，所以，这作者是开封人士。
能说出“基层吏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统计大户人家情况”这种话，可见此人有丰富的基层行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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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或是出身微寒，见识过豪强的嘴脸，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士族子弟。
唐邕再看下去。
作者认为，无论是哪种税制，收税原理都是一样的：根据某种标准来定征税对象，及其应缴税额，然后进行征税。
那么，舍弃“户”、“丁”这两个征税对象，改对象为“地”，即通过丈量、核对田亩面积，来定税额。
如此一来，执行时相对容易些。
譬如，一座大庄园，为某大姓累世聚居的产业，那么，丈量、核算其周边田地面积，要比派人进入庄园，核实户数、丁口数容易得多。
丈量、核实住宅面积，同理，只需算出占地面积即可，至于宅基地里的房子是如何的结构，多少房梁，不需要去管。
土地和房产，就在那里，每年新增的耕地面积，新增加的房产面积，当地官府很容易就能统计出来（相对统计人口）。
并根据新式制图法，绘制“网格平面图”。
这种平面图里，把当地耕地分布情况，以及城、村、聚落的住宅平面图都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