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逃港，勾起了华珺瑶回忆，她应该也算是其中的一员了，相比别人九死一生，她在轻松不过了。
“鹏城”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鹏城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
解放前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江的潮流便已出现。
建国后出现大规模的逃港，原因是由于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江，特别是在岭南沿线一带。
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江。
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江，家里只剩老和小。
偷渡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只能说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从水路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羊城人把从水路偷渡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民众也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以便日后“逃港”派上用场。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江”之类的思想。
从陆路的偷渡者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江，当地人戏称为扑网”。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然而且海上风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
最近的一次逃港是1979年的一次，有谣言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江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江永久居民，鹏城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江。后人们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江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似乎比运动中还要疯狂，运动结束后，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运动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运动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运动过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羊城，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高层视察后得出了结论是：“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首长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江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江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江干一天”的说法。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江。
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