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世清访日直接推动了隋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尤其推动了日本学习中国的高潮。当时的圣德太子就效仿隋朝特别致力于兴隆佛教，在他制定的《宪法十七条》中特别摄出要“笃敬三宝”（三宝指佛、法、僧)。圣德太子还修建了四天王寺、法兴寺、中宫寺、桔寺、蜂冈寺(又称蜂丘寺)、池后寺、葛木寺等七座佛寺。上行下效，朝臣百僚也纷纷建造佛寺，“在公元六二六年，日本全国就已有了四十六座寺院，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总计一千三百八十五人出家”。日本这次派遣去隋朝的留学生以及学问僧是有重要使命的，根据圣德太子的“冀闻大国惟新之化”的精神，要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
在裴世清访日前后（600—614）的十五年间，日本至少四次派遣使节朝贡隋朝。裴世清的访日及日方访隋的中日友好活动对日本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推动了了日本的“大化革新”。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有不少在隋朝学习后归国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在大化革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日本政治革新的先锋。
其中留学生高向玄理在“大化革新“时任国博士(政治顾问)，留学僧吴法师在“大化革新”时也任国博士，还有学问僧灵云、感云等,因为他们革新政治有功，都被举为十师之中。而“大化革新”的主要人物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二人，他们就学于入隋留学生南渊汉人请安的门下。他们学习了儒、佛及各家学问，吸收了大量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因而产生了改造日本政治的新思想，并最终推翻了掌握日本朝廷大权的贵族苏我氏，揭开了“大化革新”的序幕。留隋人员的人数虽少，但是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各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形响却非常显著，日本人应该感谢隋朝、感谢杨广给予了他们学习的机会。
这次南巡的杨广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亲自指挥人马开发大陆外的琉球（台湾）。
现在当我们说到宝岛台湾的时候，总喜欢说一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那么这个自古到底有多古呢？是从夏商周开始算起还是从三国、隋唐、明清哪个朝代呢。
考古学家考古发现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印纹陶文化就已经传播至台湾。而关于台湾的文字记载则最开始是春秋时期，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当时将台湾称为“岛夷”。到了汉代，大陆居民则称台湾为“东夷”，三国时代称之为“夷州”。虽然这些时候大陆人知道在海外有这么一个地方，但是由于地理以及航海技术的限制，因此那以前台湾与大陆都没有政治军事交流，直到三国时期的公元230年。
根据《三国志·吴志》记载：230年，占有江南的孙权派卫温、诸葛直两位将军率领远征水师一万余人渡海到达夷州（台湾），由于当时语言不通，又有数千将士因为水土不服病亡，两位将军只得率部返回大陆，同时带走土著数千人，但是也留下了他们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铸造技术。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大陆居民最早的一次去台湾的大规模行动，也是有记载的大陆与台湾的第一次政治交流事件。后来，东吴丹阳太守沈莹写了一本名为《临海水土志》书，对当时的台湾人民的生活有详细的描写，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夷州”和“山夷”的情况。“夷州”指的是台湾；“山夷”指的是台湾当地的老百姓。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陆出现了300多年的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战乱连年不断，各个统治集团要么努力稳固政权，要么志在统一天下，根本就更无心顾及与海相隔的台湾了。大陆和台湾的交往也只限于民间的贸易交流，一时间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因为有台湾海峡的阻隔而变得有些疏远了。
见于现存历史文献上的有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第二次接触，则到了隋朝才发生。隋代称台湾为“流求”。关于台湾和大陆这时期的相互往来，可以从《隋书》的文献上得到证实。
杨广不但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同时他也是一位有志于“海上远略”的君王。《隋书·传》记载：“大业元年（605），海师何蛮等言，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至于杨广听后的表现则没有记载，但是应该是有了对远海的向往。
到了大业三年（607），杨广根据海师何蛮奏报，“命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台湾）。”这一次到了流求国（台湾）后，因为言语不通，只是带回一人而返。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杨广深感不满。大业四年（608），杨广“复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王不从，朱宽取其布甲而归。”“布甲”，流求土著人用苎麻纺成布后编织的铠甲。两次和平招降不成，让对自己超自信的杨广有些恼火，于是决定以武力征讨。
《隋书·陈棱传》记载：“大业三年（607），陈棱拜武贲郎将；后三岁（大业六年），与朝清大夫张镇州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随后发生的事情，在《隋书·流求国》中有所记载：“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渝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送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