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儿子杨昭的病逝，作为父亲杨广虽然很伤心，但是杨广历史的脚步没有因为任何人的离开而停留。在这一年，他下诏正式建立有中国“第五大发明”之称的科举制度。大业二年杨广的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大业三年，杨广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至大业三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完全的产生。大业五年杨广又下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杨广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科举成为潮流，同时巩固了这一伟大的开创。
杨广以前，科举之制其实在杨广的父亲杨坚时期已经萌芽，只是杨坚没有魄力把这一伤害士族豪门利益的制度完善并执行下去。而在杨坚朝之前，中国的人才选拨制度先后是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
其中世袭制亦称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夏、商、周时代。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破坏后，出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世袭制的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统一，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
秦统一后，产生了察举制，察举制即荐举贤才，授以官职的官吏选拔制度。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西汉的察举、征辟制的出现，是荐举制成熟的标志。察举是根据皇帝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朝廷或地方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朝廷推荐士人或下级官吏的选官制度。它也是荐举制精髓所在。察举分诏举与岁举，诏举是皇帝下诏选取特殊人才；岁举是地方长官定期定员向朝廷推荐人才。征辟是皇帝及公卿郡守选拔任用属员的一种制度。皇帝特征、聘召人才为“征”，公卿郡守聘任幕僚属官为“辟”。东汉后期选拔官吏中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征辟制渐趋败坏，而后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施行，则意味着荐举制的败亡。
曹魏时期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具体方法是在全国各州设大中正，各郡设小中正，大、小中正皆由一些经验丰富的朝廷官员兼任，因此也称“九品中正制度”。中正负责对各州郡的人才在“品、状、家世”三个方面进行评举，评举结果分为九等，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结果评出后，小中正呈大中正，大中正呈司徒核实，然后由吏部尚书选用。由于东晋以来士族门阀的势力日益庞大，士族中担任当地中正的情况非常普遍，以之于评举出来的人才中几乎全是士族子弟，造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族无过进之路”的局面。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彻底沦为了士族门阀壮大自己势力的工具。
杨坚建立隋朝后，深知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以及它对皇权的不利，于是开始对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改革。开皇三年(583)，他正式下诏，停止那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的各州郡中正评举人才的权力，改令诸州每岁贡士三人。开皇十八年(598)年，杨坚又诏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下放到了高级官僚阶层，但由于这项制度缺乏对这些高级官僚的监督和制约，难免出现一些循枉私情的情况，操作起来问题颇多。而杨坚晚年的时候因反对的力量太大曾一度下旨停办了学校,使得科举制度还没开始就荒废了。
但是杨广即位后便开始着手恢复杨坚时期与科举有关的文教事物，大业元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杨广恢复了被父亲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隋书》《北史》记载，远近儒生纷纷前往东都洛阳，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到了大业二年，杨广在恢复父亲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确立了影响至今的科举制度。虽然整个隋朝大约只举行了四五次考试，而且因为隋朝科举属于初始阶段，考试没有定期，考试办法也不完备，考试题目和内容都有随意性；但开科取士这个政治措施，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起来了，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阶梯和取得高官厚禄的门路，从而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流弊。据载隋朝的著名进士、秀才如房玄龄、侯君集、杨纂、杜正伦、许敬宗、孙伏伽均成